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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倩（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本月读了曹锦清老师的《黄河边的中国》上篇——初入中原篇，在书的封面，曹锦清老师就注明了本书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在上篇中，曹锦清老师用44天的时间完成了对河南省开封市典型地区的调查，调查的方式是观察访谈式的田野调查。
本书写作的背景是1996年的河南开封市，这个时候正值改革开放18年，农村土地施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还有些村庄发展集体经济成为了河南省乃至中国的村集体经济名片。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要想研究中国，就先研究黄河。作者中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我们民族的母亲——黄河，考察散处在黄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内的农民与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实际反应与变化。
本书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传统文化的力量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烈对比。初入中原篇将重点放在了村一级的日常生活之上，详细的考察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村干部的相关情况。这本书作为一本调研日志，曹锦清老师通过对所调查村庄涉及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生产、农负、人情往来、家族观念、家庭结构、建筑、道路、耕地质量、生育情况等方面入手，采取面对面的访谈以及观察的方式，通过对一个个“个别”的案例，总结出“类”的规律。
例如，他将中国的小农家庭关系总结为以下四种：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三是与市场相交换；四是家与国之间的“交换”，即农民用“赋税”换取国家的“替民作主”。（p31）同时，他认为，超生比例的高低与该地纯农户比例高低密切相关。因为此类贫困且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内，人丁兴旺依然是家庭势力的大小及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p212）诸如此类的总结，曹锦清在文章中还有许多的阐释，在此不详细展开。
开篇引言，曹锦清老师就观察中国社会的两个不同“视点”进行了介绍：第一个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这这里，“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内”就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上”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下”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第一个视角是指通过“译语”和官话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第二个视角则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那么如何入场、入场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地点与调查时间如何把握，是本篇读书笔记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如何入场：利用私人亲情朋友关系网络
作者曾考虑过入场的两种方式都行不通：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的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进入调查现场。（p3）但是这两种方式都行不通，一是记者证拿不到，且记者身份敏感，不容易取得官员的信任，后面的调查也证实了作者这一想法。二是自上而下的进入调查现场，很难收集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因此，只有采取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调查现场，才能获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真实、最客观的资料。且在中国社会，人情关系网络是可以无限地向外延伸的，正是这个延伸帮助了作者，从一开始只在开封河南大学有三位朋友，到最后不仅顺利的完成了任务，且扩大了作者在河南省开封市的人情网络系统。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情网络系统只是我们入场的敲门砖，真正让作者进入到调查现场，获取“联络人”与村民信任的，是作者的学识和才智。曹锦清老师曾说，作为调查者一定要有常识，调研是一种双向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你能给对方一定的启示，人家就对你特别欢迎。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作者是如何用自己的学识一步步扩大自己的人情网络系统并获取村民信任的。
首先，在调查的过程中，作者每到一个地方，便会有之前联系好的朋友介绍当地的朋友一起与之畅谈，在畅谈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自己对中国现状的独特见解和思考获取对方的信任与尊重，从而扩大自己的人情网络系统。例如，在开封党校时，与程校长等人的交谈，直接获得了开封党校的支持（p16）；又如在开封党校作报告时，不仅听众情绪高涨，开封县常务副县长甚至单独邀请他单独聊天，讨论源于村落文化的人情关系侵入到地方政治与法律过程（p176）。类似的例子，书中有许多，可以看到，作者的人情网络系统由最初的三人完全拓展开了，如若作者下次再到开封调查，入场就更简单了。
其二，作者能够用自己独特的见解，获取被调查对象的信任，从而获得有用的信息。获取被调查者的信任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之下，村庄“黑孩子”多、某些村干部贪污腐败、以及村民传统的“财不外露”的思想。（特别是南街村等经济十分发达的村庄）同时，也只有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去总结和指出当前村庄发展出现的问题，被调查对象才会更加信服调查者，更愿意配合调查者的工作。
二、调查时间：无时与有时
首先，调查时间的选择要做到“有时”，即被调查对象的闲时。对具体一个地方尤其是村庄进行调查时，要特别注重其生产时间与生产周期，避免出现无人询问的情况。尽管可以在村民农忙现场去面对面访谈，但终归不是个好的办法，在农忙时或开会时间去调查，会遇到找不到人访谈的尴尬地步。作者就在实际的调查中遇到过几次，尽管被调查对象的闲时是不可控的、不确定的，但我们应该要在最大程度上把握被调查对象的确定性与可控性。
其二，调查时间又是无时的，即无时不刻的。“一切所看、所访、所谈，皆是我的调查对象”（p6）“我一进入开封，即进入调查现场”（p31）。正如作者所言，调查时间不仅仅只有与被确定的、具体的某一被调查者所约定的时间才是调查时间。一进入调查现场，不论是建筑物样式、耕地面积还是农耕方式，都属于被调查对象，也因此，调查时间是无时的。作者不是“死板”的研究调查某一确定对象，而是任何事、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调查，都能获取十分有用的调查资料。比如，开往开封列车上的两名“文革”前沿的大学毕业生、去旅馆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杂货店旁的村民闲谈、甚至是建筑物的风格与道路的修建，真如作者而言，一切所看、所访、所谈，皆是调查对象。因此，我们在进入调查现场后，要充分调动五官，积极获取十分丰富的感性材料。
三、调查目的：问题意识与思考
调查目的是调查的方向，决定调查的性质，直接了当的将目的说明，不仅有利于被调查对象的回答，同时也有助于调查资料的收集。作者从开篇就讲述了此次中原之行的目的：考察散处在黄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内的农民与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实际反应与变化，这个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个明确的目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总目标”。而在具体的调查过程中，又分诸多“小目标”保证“总目标”的完成和实现。
而总目标和小目标的制定，首先需要调查者具备问题意识，那么何为问题呢？作者曾在一次报告中对问题作出其对问题的理解：所谓问题，就是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由这个反差而引起的心理困惑。而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越大，则困惑越大，正是这些困惑推动着我们去研究。因此，研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讲，要排除其内心的困惑和焦虑。第二，当你的研究取得成果，有同类困惑的人，在听了你的报告或看了你的文章后，其困惑得以消解，心灵得以安顿。（作者2013年在华东理工大学所作演讲）
然而光有困惑是无法帮助我们去了解问题背后的真相的，要在困惑的基础上展开积极的思考，而这个思考也是带有目的性的思考。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所作的思考要为民族思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从具体的调查中来看，要在事物发展的横向与纵向区别中引发思考，在同类事物的比较之中形成问题意识与思考。
作者在调研被誉为中原大地四朵金花其中的南街村与竹林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其对一些反差的巨大困惑，并在这些困惑与焦虑的基础上形成思考。在与竹林村的被调查对象访谈时，往往一开始就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凡迅速崛起的村集体企业集团之内，皆有一德才兼备的带头人，在村落与村民之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二、全村集体之兴衰安危系之于一人，那么如何能在“此人不在”时，确保产生另一个集体事业的带头人？三、随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外来职工超过本村职工人数，这两部分职工之间关系如何处理？（p158）这三个问题不是灵光一现产生的，而是作者经过在南街村的调查之后，一步步形成的思考。因此，在实际的调查之中，我们对于问题的掌握可能不太明朗，随着调查的深入，随着困惑的加大以及思考的加深，
四、调查方式：观察与访谈
在入场调查之后，采取的最主要的调查方式是观察与访谈。观察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这种亲密的接触，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的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由此获得调查资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可亲的。（p15）正如前文所述，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事都属于调查对象，因此在实际调查过程之中，要随时随地都处在观察的状态。譬如作者每到一个村庄，不仅会观察村内的建筑物、道路的形状、作物类型，甚至是村民的衣物也在作者的眼中。
其次便是访谈，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不用像正式访谈一样，一板一眼的直接询问被调查者。相反应该迂回、间接、委婉的询问，以此得到最真实的信息。这要分为两种被调查者来看，一种是村干部等有见解的、信息量大的被调查者；一种是普通的村民。对待两种被调查者，首先从共性来看，都要事先与当地的乡长、书记等领导打好招呼，说明来意，打消其戒心；并站在对方的角度的去思考问题的所在之处。其次从个性来看，对待第一种被调查者，往往采取直接的询问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掌握好本村的数据，以此在脑海里形成观念与思考前的资料。随后提出自己思考问题，一般能从其中得到一些答案，有时还能得到超出预期的回答。而对待普通的村民，要通过“拉家常”的方式，由浅入深的进入到调查的目的之中，让村民进入到被访谈的最佳状态之中。
五、调查地点：典型与“类”
社会生活是个有机的整体，从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中选取某类现象作为调查与研究对象，总有认为割裂的意味。研究者在一定时空内若不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一定对象与范围之内，则无法进行研究；但若仅限于某一现象与范围，也无法对该类问题作出全面的分析。（P6）因此，调查地点的选择是典型与“类”的结合，典型是指尤其突出的地区，如开封的南街村与竹林村，而“类”则是同类。在作者所调查的年代，当时的同类，是指同类贫困的地区，而典型则是村集体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
在典型地区的调查之中，也会调查典型地区的“类”。在本书中，具体表现为上述的三个问题，试图找到乡村经济发展的原因，以此看是否能用这些经验发展其他村庄的经济。同时，在作者的观察与思考之中，作者认为“关羽热”现象，是因为这种以恩报为中心的结合精神至今依然活跃着，而这个思考，是基于南街村的灵魂人物——王洪斌与他的干部、村民的关系之中形成和发展的。
同样的，在对同类地方的调查之中，也会抓突出的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做比较调查。这些突出既有突出贫困的，也有突出富裕的。比如在杞县宗店乡汤庄村进行调查时，特意调查了特别贫困的农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其中一户贫困户过得困难，就试图对其伸出援手。困难的人太多了，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取一手的、直接的、大量的、客观的感性材料，从而总结失败与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六、调查者：有知与无知
作为调查研究的主体，调查者应该同时具备“有知”与“无知”两种状态。在这里，“有知”首先要有一定的常识，知道农作物一年几熟，水稻和小麦的亩产大概是多少，甚至说要能根据田里作物的长势情况判断出今年的收成大概会怎样。农民的居住情况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建筑结构，是框架结构还是其他类型，这样的房子大概造价是多少，都要有所了解。对于农民的外出务工情况、饲养业的情况，也要有所认识。这些都属于最为基本的常识，然后通过调研来扩大常识。如果你在调研过程中几个问题都问错了，对方就没有接受你访谈的兴趣了。所以调研是一种双向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你能给对方一定的启示，人家就对你特别欢迎。（作者2013年在华东理工大学所作演讲）
“无知”则是指调查者要处在一个“无知”的状态，这个状态能把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而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因为“熟悉”与“习以为常”的状态不仅不是调查过程中的帮手，相反这个状态将会成为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因为思考会在“熟悉”面前停止，阻止问题的产生。同时，作者强调“无知”状态还要包括“理论上的悬置”，这个悬置状态是指要将自己脑海中所学的理论与知识框架暂时的悬置起来。即不要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套裁经验材料，而要将概念与经验事实自由地结合，或依据经验事实对概念作出必要的修正。（p15）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决定认识，认识的真理性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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