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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读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
初读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有些困惑，原本以为是比较研究城市与乡村变化的社会学著作，结果却发现书中大段都是文学性的描述，直到看见英文版原书名是“现代小说里的乡村与城市”，才慢慢理解了书的主线——从文学作品看乡村与城市，通过对16至20世纪多部英国文学作品的回顾，尤其是比较其中关于“乡村”和“城市”的描写以及有关“乡村”和“城市”观点的发展变化，并将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揭示出“乡村”与“城市”对立的实质及其所反映得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
受到自身英国文学基础的限制，阅读过程并不轻松，但坚持看完后，发现了作者的许多真知灼见。作为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的雷蒙?威廉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便是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乡村与城市》是其体现文化唯物主义立场的代表作之一。他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具体运用在对英国城乡文学的文本批评中,描述了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种有选择性的单向度传播形式。本文试图总结并反思雷蒙·威廉斯在书中对在英国社会和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消逝的农村经济”这一观点的批判，通过探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文化唯物主义的功能和局限，最后以“如何留住乡愁”为中心，思考《乡村与城市》对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启迪。
一味怀旧还是否定过去？《乡村与城市》对两种城乡观念的批判
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也最先感受到传统的城乡关系发生的巨大转变，传统农民阶层渐渐消失，对国内农业的依赖程度降到了最低，正如威廉斯在书中说道：“乡村与城市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变化，在英国很早就发生了”“在人类漫长的定居史上，英国成为第一个主要在都市居住的民族。”但虽然“英国已经绝对城市化又工业化”，雷蒙威廉斯却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乡村生活于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探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成为他学术生涯中发自内心想要探寻的主题之一。
长期以来，在英国社会和文学中“消逝的农村经济”这一观点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观点认为，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后，英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消失，农业经济也边缘化，其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且这种现象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将如此。“消逝的农村经济”有两大历史来源，即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这两大观念看似截然二分，实则一体两面，在书中威廉斯逐一对这两种城乡观念进行了批判。
首先对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把过去的乡村理想化进行批判。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认为乡村遭到了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破坏而一去不复返，实在令人叹惋。而威廉斯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过去时光，所谓“旧英格兰”不过是刻意编织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如果把文学（诗歌）同创作背景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对封建时代价值观念的辩护。通过对不同阶段的英国田园诗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古典时期的田园诗虽然也歌颂田园生活的乐趣，但还是反映了农事劳作的艰辛；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完全删除了农业劳作的艰苦与乡村社会的黑暗现实，诗歌中的生活张力被摒除，只留下了精心挑选的精致意象。于是呈现出一个关于乡村理想的比喻：乡村成为逃避俗世喧嚣（以城市为代表）的隐退之地，导致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人为地塑造了城乡对立。
为了批判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作者分了三个层次进行论证。首先他强调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道德的”经济，英国文学中的浪漫田园主义描绘不过是对地主阶层的一种刻意美化。其次，“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有暧昧、乘继关系，“自然经济”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一些地主阶级逐步演变为后来的资本家地主，导致了大范围的圈地运动，所以并不是封建秩序衰落，而是地主阶层残酷地壮大发展过程。最后所谓“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不过是表面现象，城镇是因为农业秩序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威廉斯认为宣言城乡表面的对立，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对立。
威廉斯通过考察英国文学中的城乡关系，发现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歌颂背后其实隐藏了封建地主阶层的意识形态权力，那么不禁让我想到中国自古以来也有田园诗的传统，尤其陶渊明、王维等诗人在诗中也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世界，中国的田园诗是否也塑造了城乡二元对立呢？实际上虽然二者在描绘乡村自然美景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中西方田园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与诗歌风格均有较大的差异，不能将《乡村与城市》的有关结论直接套用到中国。中国山水田园诗起于晋宋之交，约公元5世纪左右；在西方则起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初期，即公元18世纪左右，随之而起的还有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不同于欧洲社会十分明显的城乡对立，中国自古以来“每一个完整的地方社会都是有城有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治社会、差序格局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蜘蛛网一样相连，城里人与乡村人之间总有难以割舍的情谊，权利与义务不能分得很清，于是城乡对立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并不明显。这样的城乡关系在田园诗中也有充分体现：不同于西方诗歌中对景物的具体描绘，中国田园诗重在写意，强调天人合一的意境与平和悠闲的心境，只专注于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不仅看不到西方诗歌中自我意识的肆意展现，而且也经常可以见到描写田园生活的劳作场景，因此城乡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中国田园诗的主题，在文学中体现的城乡关系也高度和谐。
二是对与怀旧的田园主义相对应的城市进步主义进行批判。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蔑视乡村社会，对城市工业化充满信心，认为农村经济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乡村发展之路的终点就是城市。但倘若真如“城市进步主义者”的想法，世界范围内不再有乡村的存在，世界会变得如何呢？威廉斯认为既不能一味歌颂赞扬过去的田园生活，也不能完全否定乡村，因为彻底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整个社会将会给人们带来可怕的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带来的这场危机，威廉斯同样分三个层次来论证。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是拥有机器和改良技术的是少数人，资本主义增加真正的财富，却又没有平均分配。其次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破坏了人类社群所珍视的有关情感联结方面的经历。最后对大都市工业化的过分信心导致了农业的边缘化。威廉斯明确提出，实际上未来土地上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但资本主义造成了一个惊人的畸变——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导致农业和乡村只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成为文学怀旧的对象。不仅如此，原本仅限于英国内部城市和乡村的职能划分已扩展到全球，西欧和北美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同他们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视为“欠发达”国家（仍然以农业为主），于是虽然从“欠发达”国家获取的食物和原料承载了地球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里他们并不重要，甚至忽略不计。用威廉斯的话说，“城市对乡村的剥削达到了最高点”。
在威廉斯看来，城市进步主义观点的形成与一种线性发展观密切相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正如威廉斯所言，在这个观点中暗含着一套价值判断体系，即对现代化和文明的理解是单一的，在这单一的价值观尺度上只有“发达”与“欠发达”两个刻度，默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文明的”，它们使“不文明”的未开化国家和半开化国家变成“文明的”。这一发展观不仅身处“发达”地区的人们相信，就连“欠发达”地区的人们也深信不疑。无疑，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也只有在完成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威廉斯对于这种单一的线性发展观充满忧虑：这就如同“一个穷人只要有了正确的观念、肯刻苦努力，就会走上变成富人的‘道路’，只不过他暂时处于这个发展过程的较低阶段而已”之类的说辞，掩盖的是现实中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是一场全面、深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8]在对线性发展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为了试图解决乡村被边缘化的问题，威廉斯认为只有重构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消灭劳动分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是出路之所在。“只有拒绝被划分，我们才能够克服（乡村与城市）这种分裂。”遗憾的是《乡村与城市》一书未就如何具体实现这一目标描绘出清晰的蓝图，为后续研究留有一定空间。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唯物主义的功能与局限性探析
1973年出版的《乡村与城市》虽然是以英国文学文本为基础，但并没有评析文学的艺术价值，而是通过冷静客观地审视文学文本生产的历史过程，揭示支撑“乡村/城市”二元对立背后的意识形态，来论述文化生产的物质性，试图对文化进行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进行反思，尤其强调文化的实践性、物质性，把唯物主义应用到了文化实践活动中，随后在四年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他首次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并解释称“它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典马克思主义把重点放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上，把上层建筑理解是对基础的反映和表现，容易出现公式化或教条化的倾向。威廉斯反对“经济决定论”，他认为不能静态的理解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不应该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因果关系，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生成。除此之外，人们还很容易将文化等上层建筑当作抽象的、纯粹的精神领域，即“将文化精神化”，但威廉斯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它也是一种实践，可以说威廉斯把文化从“上层建筑”中解放出来，还原了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文化和经济、政治等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文化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支配力量不容忽视。
“文化唯物主义”除了肯定文化的实践性，还强调文化的日常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不应该被看作抽象的价值、观念，或独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文化应该融入到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中。20 世纪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学者主张高级文化只能由少数人掌握，而不应该由所有的社会阶级平等享有，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取向，认为大众文化是堕落和低俗的代名词，将大众文化视为工业化的产物加以大力批判，对传统精英文化的衰落深表痛心。威廉斯属于最早对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批评思想提出挑战的代表之一，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中蕴藏的积极力量，从而消解了所谓精英与大众、高级与低级文化的对立，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大众文化，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总的来说，文化唯物主义的提出重新确立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对于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其优点在此，局限性亦在此，对于文化的过分强调也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文化具有双重属性，在着重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的同时，难免忽略了文化的精神性这一本质属性，如果将文化全方位地看作一种物质化的存在，文化活动与物质实践活动的界限将彻底消失，那么文化的核心特质也将不复存在，反而削弱了文化的力量。伊格尔顿曾说：“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中究竟包括多少呢？一种生活方式会不会要么太大而且多样，要么太小而不能作为一种文化谈呢？”这提醒我们关于文化的本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同等重要，不能过度倾向于某一端，而要综合辩证地分析把握。
威廉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框太大了，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难免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这不仅是威廉斯个人的局限，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共有的缺陷。因为雷蒙威廉斯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孤立发端的，他的思想与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在英国兴起的新左派思潮有着密切联系，这一思潮的两个鲜明特点在威廉斯的学术思想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一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二是文化研究，“一方面不同意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这同样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之一：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到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注意的焦点是文化。”所以关于“文化唯物主义”，我们要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客观理性地看待，一方面它充分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文化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我们带来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并没有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片面地强调文化可能会忽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如何留住乡愁？对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启迪
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从乡村转向城市的历史，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关于“怀旧的田园主义”的批判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网络上频频出现的一些“返乡体”的文章或观点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从传播学角度看，文学也是一种传播，传播就具有选择性，因此不能将文学文本直接视作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所谓的乡村“唱衰论”就是一味地怀念过去，否定现代城镇化进程，毋庸置疑这样的乡村怀旧主义我们无法赞同；但即便不能回到过去，人们依旧需要一个“乡愁”的精神寄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使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应该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
1.不搞大拆大建 留住乡愁的物质载体
乡愁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必需寄托在一些具体的物质载体上。祠堂、庙宇、牌楼、古树、水塘、小桥、古村落建筑等见证了村庄的历史变迁，承载着人们深深的情感。乡愁本质上并非“愁”，而是乡“情”，只有不搞大拆大建，保护好这些物质载体，才能真正留住我们的乡愁。
有人认为乡愁是城镇化的副产品，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更新村庄传统面貌的过程。于是许多地方以推进乡村建设为名，漠视乡村物质载体的文化价值，石板路、土砖房等都被硬化道路、楼房别墅所取代，致使乡村的乡愁载体在不断消失，只能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如何协调好农村基础设施的提升与村落文化载体的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重点思考的课题之一。
当然，不以拆迁为目的，保护好乡愁的物质载体并不意味着传统村落要始终一成不变，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原有物件、生活习惯等无论好坏，保留越多越好，甚至认为只要是过去的内容就全部要保留，以至于影响到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村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2.传承优秀民俗文化 留住乡愁的精神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只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乡愁不仅仅需要物质载体，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让民俗文化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才能真正留住乡愁记忆。传承优秀民俗文化不能仅仅依靠建设几个博物馆或在台上表演展示，那样的文化只是放在展柜里的陈列品，不能与村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联。在传承优秀民俗文化活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让人民真正成为文化的创作主体，享受文化的乐趣，才能使民俗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传统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发展民俗文化也需要不断创新，以群众需要为基础，结合本地特色，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与时俱进，让传统民俗文化被赋予全新的现代意义，使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传统民俗的魅力。
3.恢复绿色生态环境 留住乡愁的美丽“底色”
从哲学层面看，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离开自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一定不可持续，因此要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乡愁，本身就是对美好生态环境的一种回归。绿水青山不仅仅是金山银山，更要成为乡愁最美丽的“底色”。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仅对城市，也对乡村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化肥农药使用超标、农村小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必须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底线思维与发展思维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严控入口，严禁城镇工业和生活污染扩散到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多加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整治，如推广有机肥、使用可降解性农膜、使用绿色病虫害防治等有效措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和最宝贵的财富。苍翠的森林、清新的空气、绚烂的鲜花……那抹记忆中不变的绿色，不仅能使生命获得滋养，维持乡村生态平衡，更是乡愁最重要的依托。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确，乡村是城市的童年，留住乡愁就是留住人类文明的童年。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文化概念,乡愁让人感觉到既温暖又熟悉，在外打拼的人们拥有乡愁就似拥有记忆中安定的能量。诚然，人类不能没有现代化的都市，没有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城市给予我们“向上生长”的目标与希望；但人类更加不能没有宁静的乡村，因为乡村能恢复我们对于自然最初的觉知与情感，带给人“灵魂深处”的力量。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在乡村享受自然与情味，待充满电后再回城市历练与奋斗，正如钱穆所认为“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乡愁是一架高高的桥梁，城市在这头，乡村在那头，让城市和乡村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或许是未来世界最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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