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挑战下 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风险？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俄乌局势对全球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继续发酵，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端牢“中国饭碗”，也要站在国际视角，及时了解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和重要农产品贸易态势。为此，本期对话邀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驻华代表屈四喜、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驻华代表马泰奥、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资深研究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陈志钢三位嘉宾，就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展开交流分析。

　　国际粮价上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主要原因是俄乌冲突冲击主粮和植物油市场

　　主持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4月8日发布的报告，2022年3月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59.3点，创下1990年该指数设立以来最高纪录。在您看来，导致当前国际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钢：国际粮价持续攀升受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区域冲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是造成近两年粮价波动的重要原因。首先，疫情的发展和各国疫情防控政策导致劳动力等农业基本生产要素连续两年面临短缺或延迟供应，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被打破，粮食供应受到影响。其次，疫情防控政策造成的交通中断、食物购买恐慌等可能打乱食物供应链，造成食物损失并引起价格上涨。第三，疫情暴发后，有条件的国家均对来自疫区的食品实施更严格的检疫标准，降低全球食物分配效率，导致国际贸易交易成本提升。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疫情期间，至少27个国家实施了食物出口禁令，加剧了国际食物市场供需关系的紧张，并进一步推高食物价格。

　　气候变化也是影响农业生产和供给的重要因素。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对农业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农作物增产预期迟迟不能兑现。2021年，美国西部90％以上的地区遭遇干旱，其中的北达科他州是美国最大的春小麦种植州，炎热和干旱的双重打击导致小麦收成大减。2021至2022年度巴西和巴拉圭的干旱大幅降低了大豆的生产前景预期，推动了2021年底开始的价格波动。马来西亚台风与洪水造成的灾害以及劳动力短缺也使得市场对棕榈油供应的担忧日益增加。

　　导致当前国际粮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是黑海地区俄乌问题冲击主粮和植物油市场。冲突发生前，南美收成不佳、全球需求强劲以及与疫情相关的供应链问题已经减少了谷物和油籽库存，食品价格已经很高，而两大世界主要农业国俄罗斯、乌克兰间的冲突扰乱了农产品的生产、收获、贸易及运输，原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抬升全球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加剧地区间农产品供需失衡，推升国际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

　　国际粮价快速上涨将使脆弱群体更加暴露于粮食不安全中

　　主持人：当前世界粮食安全总体形势如何？联合国2030年“零饥饿”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屈四喜：全球粮食安全形势自2014年以来不断恶化，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根据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全球饥饿人口多达8.11亿，约占全球总人数的十分之一。目前还有来自38个国家的4400万人处于饥荒的边缘。在饥饿人口中，一半以上人群集中在亚洲，三分之一以上位于非洲，且非洲是饥饿人数增幅最大的区域，食物不足人数占总人口数的21％。近期国际粮价上涨将使世界粮食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实现“零饥饿”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所有人全年都能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就已经偏离了“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一承诺的轨道，实现这一目标面临重大挑战。

　　2014年以来，全球长期性饥饿人口一直在上升，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2020年大幅提升，几乎相当于之前5年增幅的总和。全球在消除某些形式的营养不良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营养指标的全球目标。

　　关键发展领域缺乏进展是实现“零饥饿”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109个发展中国家共有13亿人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他们无法积累人力资本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健康，而且缺乏社会保护，难以抵御严重的冲击和深层次的压力。作为联合国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19至2021年援助的饥饿和营养不足人口分别达到9710万、1.155亿和1.28亿。2022年，我们预计援助人口将达到1.37亿人。

　　陈志钢：2015年前后，全球饥饿现象已开始呈上升之势，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贫困加剧、收入下降、就业机会减少以及食物供应链中断等后果加剧食物不安全问题，全球营养状况持续下降，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脆弱群体处境更加恶化。例如，三分之一以上的孟加拉国青年在国家封锁期间存在中度或严重的食物不安全问题。而在尼泊尔，逾30％的农村家庭表示，在初次封锁结束后6个月，他们在食物上的支出仍在减少。收入下降以及水果、蔬菜和动物源性食物等易腐产品供应减少均对膳食质量和多样性产生影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在危地马拉进行的研究表明，家庭将失去营养食物购买力并改变购买模式，倾向于增加更廉价的淀粉主食在家庭食物消费的比重；而在其他国家，廉价超加工食物的消费量增加。

　　当前国际粮价快速上涨将使脆弱群体更加暴露于粮食不安全中。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压低了对低收入国家出口的需求，进一步推高了进口食品的价格。在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海地、马拉维、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南苏丹等国，国内食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10％。一方面，粮食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这些家庭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粮食。另一方面，在保护低收入家庭购买力和防止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粮食不安全方面，低收入国家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

　　主持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多个产粮国限制粮食出口，这会给全球粮食供应链带来哪些影响？

　　陈志钢：首先，出口限制措施会导致农产品供应链短期中断，影响正常投资和贸易。疫情暴发以来，由于担心疫情蔓延，各国相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港口关闭、边境口岸封闭、船只延误、航班停飞和社会隔离等措施会导致农产品滞留，对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出口限制往往会产生连锁反应。当一个国家宣布限制时，其他国家往往会效仿，加剧供应问题。同时，因为进口商试图获得新的供应商，将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并引发全球粮食短缺恐慌，威胁粮食安全。

　　不过，虽然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象，但随着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大多数国家都放宽了出口限制。目前全球粮食供应链面临的主要冲击来自俄乌冲突。自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截至2022年第16周，对食品实施出口限制的国家数量已从3个攀升至23个。随着冲突加剧，乌克兰面临需求增加而供应减少的可能，对小麦、玉米、葵花籽等谷物，以及荞麦、黑麦、糖、小米、燕麦、盐、活牛、牛肉等基础商品实施出口许可证限制，这对许多依赖于进口乌克兰粮食的国家造成打击，其中包括也门、阿富汗、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十多个国家。就产品贸易总额而言，各国出口限制影响了约35.9％的小麦出口、55％的棕榈油出口、17.2％的玉米出口、78.2％的葵花籽油出口和5.8％的豆油出口。这些限制政策很可能随着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粮食供给形势及市场稳定。

　　减少系统性粮食损失需要政策和体制改革，但微小的改变也可以产生影响

　　主持人：去年9月，中国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发布《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号召全球“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哪些浪费粮食的状况？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屈四喜：粮食减损对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全球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球人口，但全球仍有近8亿人吃不饱，因为约有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损失或浪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有1万亿美元左右。全球在生产、收获、运输、仓储、加工等零售环节之前的粮食损失约占到总产量的14％，零售、消费环节浪费的粮食约占17％。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粮食产后管理经验与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运输和储存条件落后等问题，粮食损失导致小农收入减少了15％。每年粮食损失和浪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超过30亿吨，给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加剧了气候变化。

　　节粮减损既涉及供应，又涉及消费，既涉及设施装备技术，也涉及思想观念转变等。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努力。一是制定粮食产后损失管理标准和监管政策，改善储粮基础设施，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加强粮食产后科学管理，增强公众节粮意识。二是加强政府、企业等机构在涉及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的多个领域的协同治理。三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开展减损工作，包括相互学习和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等。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十分重视自身的物流系统管理，还积极帮助受援国家开展科学储粮。我们将产后减损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促进发展中国家间在减少粮食损失浪费方面相互学习借鉴，包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技术和经验。

　　马泰奥：据估算，到205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翻一番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然而，全球每年损失或浪费的粮食占生产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因此，只增加粮食产量而不减少损失，是无法实现全球粮食安全目标的。

一般来说，造成粮食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收获和储运的基础设施、设备或能力。而农业生产者因为不容易获得银行信贷，所以缺少相应的能力进行改善。为此，农发基金在中国云南、广西、四川、宁夏、陕西等地开展项目，建设农村公路，从而减少配送损失，还有一些是有助于改善储存条件的，可以减少储存阶段的粮食损失。

　　减少系统性粮食损失需要政策和体制改革，但微小的改变也可以产生影响。举一个例子，在东帝汶，农发基金资助了一个项目，以补贴价格向种植玉米的农民出售可以密封的钢桶。这一举措将玉米损失从平均15％减少到不足1％，大约2.3万户家庭的收入增加了近300％。

　　中国良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自给自足状态是促进全球粮食安全稳定的积极因素

　　主持人：从“谁来养活中国”到“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中国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怎样评价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

　　屈四喜：中国是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其粮食安全不仅关系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也是影响国际粮食供求与价格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70多公斤，高于400公斤这一世界平均水平。用全球6％的水资源、9％的耕地资源，很好地解决了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实现由“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鼓舞和良好示范。

　　马泰奥：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自1978年以来，谷物产量增加了一倍多；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肉类产量同期明显提高。一个有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将造福世界。尤其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整体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良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自给自足状态是促进全球粮食安全稳定的积极因素。

　　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并不仅限于粮食自给自足。近年来，中国通过南南合作，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和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实现粮食安全。2008年，农发基金-中国南南合作基金在非洲设立了小型烘干机收获管理项目，帮助非洲农户学习和应用中国的食品干燥技术，这就是中国农业知识转移的一个成功案例。

　　陈志钢：中国不仅自身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还通过对外援助、国际合作等方式为全球抗击饥饿事业作出了贡献。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农业食物系统治理和粮食安全合作。首先是对外粮食援助，2016至2020年，中国政府共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逾1.55亿美元捐款，为750多万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中国也是南南合作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自2009年中国-FAO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成立以来，中国已经提供三期捐助资金，总额达1.3亿美元。自1996年以来，中国通过南南合作项目，向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国家和地区派遣了10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成功示范和推广了200多项农业实用技术，为提高当地的农业技术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已经成为向FAO南南合作出资最大、派遣专家最多、效果最显著的发展中国家。

　　在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合作方面，以中非农业合作为例，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国已经在卢旺达、莫桑比克、苏丹等非洲国家建成及在建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农业项目，为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力、促进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以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为例，据《新时期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非的农业投资企业已超200家，涉及非洲国家共35个，投资存量11.1亿美元。

　　主持人：土地和水资源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请问当前全球土地和水资源总体状况如何？今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黑土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您如何评价这一政策措施？

　　马泰奥：土地和水资源的退化是当今世界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土地退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导致全世界农田和牧场的生产力急剧下降。根据全球环境基金的数据，全球约有25％的土地面积已经退化。同样，人口增长、城市化、粮食需求增加和全球收入水平的提高，正对全球淡水资源造成压力。目前，大约80％的世界人口面临淡水供应不安全的严重威胁。

　　在这方面，我赞赏中国日益重视环境可持续性、并致力于实现更加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做法。这不仅有利于保护中国的自然资源，也有利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农发基金都在支持中国的这些工作和努力。例如，在甘肃实施减贫项目，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包括造林和恢复牧场；在山西和宁夏的环境保护和减贫项目，通过恢复近1.3万公顷的牧场和7000多公顷的林地，帮助提高了项目区的碳汇能力；在青海省六盘山地区，帮助当地种植了440万棵树苗以对抗荒漠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对农业的投资比对任何其他部门的投资更有效

　　主持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关系人类前途命运和永续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您认为当前尤其需要从哪些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屈四喜：开展国际合作对提升全球粮食安全十分重要。国际社会要重视解决和预防地区冲突，防止和避免大规模流离失所人群的出现，加强冲突地区的和平与重建，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地区冲突带来的粮食危机。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他们的粮食自给水平和抵抗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的能力。要落实好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后续行动，努力建立有韧性、可持续、包容性强的全球粮食系统。

　　粮食安全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的共同追求。具体来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的合作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发挥好世界粮食计划署农村发展卓越中心的作用，通过南南合作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分享中国的先进经验和适用技术，尤其是在小农价值链能力建设、产后减损、气候变化应对及减灾防灾、创新扶贫等领域。二是在中国国内开展创新试点项目，助力中国乡村振兴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分享创新项目的做法。三是对全球饥饿人口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减少饥饿，并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四是在中国建设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响应枢纽，支持积极应对大规模灾害的发生。

　　马泰奥：建设一个没有贫困和饥饿的世界，关键在于农村。大约有34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4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这些人为世界提供了食物，但他们自身却深处贫困。

　　投资农村人口是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的长期方案。饥饿、贫困、青年失业和被迫迁移等问题都深深植根于农村地区，通过投资小规模农业和农村全面发展，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极大改善。

　　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对农业的投资比对任何其他部门的投资更有效。成功的小农场为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工作。同时，小型家庭农场产生的收入，可以用于农村社区并刺激农村经济，进而促进和平与安全。

　　陈志钢：加强粮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我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改变目前合作项目规模小、较为分散、不成体系、碎片化的特点，同时要加强区域层面的合作，充分发挥非盟、东盟等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

　　二是加强国际农业技术合作，促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下，取得了农业技术研发的巨大进步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显著成就。因为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使得基于此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对小农更加友好，更容易被同样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借鉴。

　　三是要更加关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脆弱群体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改善。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尤其是小农、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受到粮食安全挑战的冲击较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也是农业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加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帮助，有利于促进全球可持续食物安全目标的实现。

　　四是要促进合作方式和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在继续加强政府间粮食安全领域多边合作的同时，要认识到非政府主体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例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研机构，各国可以借助CGIAR平台与世界共享粮食安全经验。

　　五是加强各国育种和种质资源的合作。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物育种的突破对于提高粮食产量至关重要。未来要促进各国开展联合育种创新，并鼓励进行种质资源交换，从而推动科学家研发优质新品种，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全球粮食安全的实现。

　　主持人：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粮食安全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人口和农业大国，既要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也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努力推动各国在粮农领域形成共识、强化合作，维护全球粮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谢谢三位的精彩分享！（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