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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梦瑶（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读费孝通《乡土重建》
《乡土重建》一书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当时我国乡村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比如土地问题、农村人口问题、文化损蚀问题和乡村工业的衰落问题。他所主张的乡土复原论认为，只有根除半殖民的依附经济，建立农村、城镇与都市经济的互动与循环，工业与技术下乡才能缓解农村的人口压力，解决土地问题，才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立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乡土重建》时代的乡村人才状况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论述了城乡分离的必然性——“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社会分工发展、城市集聚效应方面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费孝通先生则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本应该“城乡相成论”异化为“城乡相克”的原因，指出农民受到地租的剥削和繁重税费的压榨导致小农经济的瘫痪。在传统双轨政治结构中，自下而上的一轨中绅权的瓦解，破坏了乡村社会结构。
（一）乡绅的瓦解
中国的政治结构不是自上而下的单轨，而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为了防止自上而下的暴君专制，建立了第一道防线：用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来软禁权力。在自下而上的一轨中，由于皇权不下县，而知县不直接和普通老百姓接触，所以就需要乡绅的存在，它由乡约和地方管事构成，他们发挥的作用就是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进行基层治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保甲制度的推行代替了乡绅的作用，把第二道防线也冲破了，使得政治双轨的拆除，“传统的绅士为了他在政治结构中的特殊作用不能进入行政机构。他一旦走了进去，唯一的自下而上的轨道就淤塞了，保长对于县长是下属对上司，他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能讨价还价。”由于加强了中央的职能，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使基层治理处于僵化的状态，不仅削弱了乡绅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使乡村秩序发生混乱。
（二）受损蚀的冲洗
费孝通先生把李氏主持下的TVA计划中“土地复原”的概念扩大成“乡土复员“。除非乡土社区里的地方人才能培养、保留、应用，否则地方性的任何建设是没有基础的”。中国的乡土社会，包括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也正在经历一种被损蚀冲洗的作用，在此影响下，只剩下了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他从有机体的角度分析了经济衰退、人才流失、道德缺失、制度解体的运动过程。人和地的联系断裂，乡村子弟回不了家，城乡差异扩大，人才逐渐流向城市。作为寄生阶层的劣绅导致了乡村的道德衰微，“一是他们并没利用新知识去改良传统社会，一是产生了一批寄生性的“团阀”阶层，既不能从生产去获取生活，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了。”他们采用敲诈勒索的方式压榨农民本不富裕的资产。近代社会的历史已表明, 城乡循环机制被打破, 乡村人才只有输出而没有回流, 其结果必然是不断走向衰败，乡村发展遭遇着困境。
（三）价值观的变化
“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当时的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而他们也回不去乡村。这是因为，一方面，几年的离乡生活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变化，觉得自己异于乡下人，从个人感觉上产生了隔膜；另一方面，“大学并不是为乡土社区造人才的。”“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学得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他们学习的是西洋的知识体系，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本土人才中，“一是他们并没利用新知识去改良传统社会，一是产生了一批寄生性的“团阀”阶层，既不能从生产去获取生活，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了。“本土人才的外流，不仅造成乡土社会建设所需的人才匮乏，还导致了乡村地方权力的变质。
二、《乡土重建》中推动乡村人才重建
在《乡土重建》这本书中，从三个方面对如何推动乡村人才重建进行解读，能够真正实现把优秀的人才留在乡村、配置到乡村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一）地方领袖人才推动恢复政治双轨
“现在那些过渡性的领袖是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这些人并不是从乡间出身的他们的职业也不在乡间，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却成了地方自治的机构中的重要人物了。”让那些有专长的人才退回到乡间去，像英国乡村里退休回村的专家们，和不在麻将桌消耗时间而愿意在乡间做“义务车夫”的太太们以及曾在印度做过多年医官又为我们海关设计防疫事宜。地方自治的前途更多的是在他们的身上。
地方领袖人才是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威望，并能够领导民间社会活动的代表人物。从古至今，他们都凭借着自身的道德情操来教育引导村民，村民对他们的敬仰并不是源于法律和强制性权力，而是其人格魅力。权力是迫使他人服从的一种力量，所以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社会权力，其行使都是以法律为后盾的，由此就带来了很高的成本。如果想要更好的治理国家和社会，就不能仅仅依靠赤裸裸的权力，而要寻求更高一级的权力形式——权威。当地方领袖人才获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认同时，那么其参与乡村治理才具有合法性。权威来源于哪？来源于人们对其高尚道德的敬仰，当乡贤自身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时，当其信仰或主张符合村民的主流道德追求被村民所追捧时，自然就产生了权威。这种内生型权威一旦产生，那么便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和最低的成本来取得最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这样就可以疏通自下而上的轨道，使基层治理重焕生机。
（二）使用乡土人才提高行政效率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政治程度低，而且盲从怕事，所以“如果真的想推动老百姓向现代化迈进的，在我看来只有把人才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让地方人才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即使假定创立现行保甲制的用意是为了要增加行政效率，结果却是欲速不达，反而使基层行政沦于僵化”。
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的乡村仍然是一个以人情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他们因为生长或生活在乡村，和村民的关系较为亲密，容易取得村民的信任，加上对村庄事务较为了解，所以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治理效能。由于地方人才来源于农村，所以对农村事务较为了解，可以根据乡村事务的具体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方案。除此之外，他们不仅对乡村事务颇有了解，并且对村民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再加上在村民当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可以有效的动员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来。由此，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提升乡村的治理水平，完善治理体系。
（三）用桑梓情怀吸引人才回流
费孝通认为，“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的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9]一个人即使功成名就，也不忘本。人和地之间内在的联系，也是中国文化经久不衰的基础。家乡是一个人的根，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承载着一个人对故土最深的眷恋，也是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一种情怀，报效家乡是中国人返乡的原动力。“不论是人才还是物资，如果像矿苗一样只取不回，经过一个时候这地方必定会荒芜。”
他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即生于斯长于斯。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到了一定阶段，外出读书或者工作， 那么也一定在乡村里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经历，才促使地方人才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乡村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愫，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感情。而对乡村的深厚感情正是促使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最强大的动力。不管地方人才是否身在乡村，但却一直心系乡村。“城市里所孕育出来的现代知识输入了乡间，乡间出来的人才，受到了现代科学的教育后，可以回去服务农村了。”
三、新时代如何利用乡土人才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进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习总书记强调，要将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2021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人才缺失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短板，遏制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开展。乡村振兴的三大核心要素是人才、资金 和土地，其中，人才要素尤显关键。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由于城市对人才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所以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乡村，往往存在一个怪圈：一方面人才极缺，无论是乡镇的领导班子，还是村级负责人，普遍存在着后继乏人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设立了很多条条框框，使适用人才难以得到使用，加剧了人才的匮乏和经济落后。因此，要结合党中央的指示，构建完善的乡村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实现乡村人才振兴。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一）政策吸引：返乡创业就业
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部分强调要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并且分类作出培养使用科技人才、高素质农民、专业人才、后备人才的部署，提出鼓励地方出台城市人才下乡的激励政策。
任何人才要想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除了个人本身需要不断的努力的内因之外，还需要当时社会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这个外因，内因和外因紧密结合。因此，必须尽快破除影响和制约乡村人才振兴的体制机制，营造乡村人才振兴的积极政策氛围。可以出台相关财政政策，比如增加补贴和提高奖励，确保返乡人才能够获得和在大城市就业相差不大的经济收入，这是吸引人才留守乡村的重要因素。优化人才的引进条件，让青年“愿意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让青年“留下来”。我国要不断深化乡村体制机制改革，营造优良的乡村政策环境，积极落实经济待遇，鼓励社会资金支持青年人才返乡创业。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民返乡就业的激励政策，由于一方面在城市打工仅能维持生存或者在生存线上挣扎，另一方面乡村的慢生活的节奏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返乡就业。在乡村，电商业成为大量返乡青年创业的首选，电商服务站，物流运输业等相关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此外，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对符合新型农业经营条件的，按规定享受农业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发展资金，享受奖励补贴，拓宽返乡创业融资渠道。设立创业基金，扶持各类创业人员发展。
（二）情感牵绊：服务基层社会
解决乡村人才不足的问题，既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乡村、回到乡村；还需要畅通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通道，鼓励人才在乡村锻炼成长；又需要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为着眼点，探索城市人才智力反哺乡村的机制，推动人才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
首先，乡贤虽然心系家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精神力量是可以决定物质力量的，而是恰恰相反，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力量显得如此渺茫。所以，乡村应该着力解决乡贤的后顾之忧，例如解决乡贤回村后的住房交通问题、子女就近入学问题、家属工作问题等，在这些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后，乡贤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乡村治理过程中，除了物质方面，也要从精神方面激发乡贤的积极性，例如大力宣传乡贤的优秀事迹、为优秀乡贤颁 发荣誉证书等。物质和精神层面双管齐下，充分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其次，要不拘一格选人用人，聚天下英才以用之。选贤任能，打破身份、年龄、学历等条条框框的规矩，唯才是举，唯能是举，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我在过去的20年来一直有机会从旁观察女蚕校推广部的工作，更亲自看到这几百个在乡村里用她们知识服务人民，使中国丝业的基础能逐渐现代化的女青年努力的情形，印象极深，使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正确的道路。”
最后，动员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落叶归根发挥乡贤作用，推动人才下乡。对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进行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培养农村基层各类专业人才，壮大乡土人才队伍。大学生返乡包括大学生村官，包村干部和驻村干部聘任的助理人员，不仅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化认同：参加社会公益
现在的乡村，公益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活动类型多姿多彩。一方面，一些在城市里工作的人才也通过献爱心助力乡村公益。比如建设乡村公路，修建文化广场，完善村史馆，捐赠奖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公益事业参与中，我发现许多中青年村民给村里捐赠口罩和防护服，或者捐赠善款，或者积极在村口做登记工作以及查看健康码，都用自己的行动助力家乡的工作。乡村公益活动能有效地促进乡村社会整合，树立积极正面的乡村文化导向，并给乡村带来切切实实的变化。
另一方面，与职业院校，相关品牌企业建立合作，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将生产技能、经营管理等作为培训重点，同时综合考虑农民实际需求与市场发展趋势，将订单培训等模式应用过来，帮助农民掌握农业现代生产知识与经营管理技术。针对致富能人，可与当地的龙头企业联合起来，着重培训致富能人的品牌打造、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能力。
总之，虽然本书的写作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社会格局大变，但所论述的农村、 城调、都市经济的互动曾是费先生一生致力的方向，是他以后推动乡镇工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水源头，对当今社会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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