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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华 丁文彬 娄雨轩（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通讯作者；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中，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研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内容。跨境资本流动会给一国金融体系带来风险是学界共识。跨境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会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和良好的运行状态（Pinshi，2017）。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跨境资本巨额流动更容易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脆弱性，特别是外债的增加会加剧银行体系波动，增加危机爆发的可能性（Reinhartet al.，2008 ；Joyce，2010）。作为经济顺周期性和金融加速器的一部分，在金融开放度和资本流动顺周期的双重加强下，跨境资本流动所形成的正反馈循环和跨部门风险传染相互叠加，使得外部风险跨境传递将被显著放大，极易引发系统剧烈振荡（伍戈、严仕锋，2015；温兴春、梅冬州，2020）。张旭、方显仓（2020）从财富与估值效应、道德风险效应等角度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方意等（2017）等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分析了跨境流动资本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然而，上述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经济层面，虽然也有部分针对银行风险的研究，但较少集中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及其中介效应的研究上，也鲜有学者将资产价格引入跨境流动资本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中。
2019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报告显示，跨境资本流动的直接投资部分中，金融部门吸收来华直接投资逐年上涨，对外直接投资银行部门承担逾七成；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的境外证券高位上涨，且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外债等其他投资净流入一直保持较高规模。跨境流动资本主要以股票、债券等资产形式出入一国金融市场，而资产价格的波动以及波动的联动性是导致金融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Maghyerehet al.，2016）。我国金融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商业银行，维持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商业银行的最根本特征就是通过吸收存款来发放贷款，借助“杠杆化运作”和“期限转换”完成资金供求对接，这使得商业银行天然存在着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以82家商业银行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从跨境资本流向和结构等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并对资产价格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以期为完善我国跨境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及其预警机制提供借鉴。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深化研究内容。本文将从跨境资本流向、结构等角度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刻；第二，拓宽研究路径。本文使用资产价格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影响机制，考虑到了资产价格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及联动效应。
二、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流动性风险
金融体系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通道，而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因此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的冲击尤其是对其流动性风险的冲击难以避免。
跨境资本流动会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本币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随之提高。首先，跨境资本流入会造成增长波动、币值浮动以及金融不稳定性（李巍，2011 ；Koepke，2015）。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提高了国际收支顺差水平。央行释放基础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利率水平降低。较低的利率水平诱发银行系统“过度借贷症”，银行甚至放松信贷标准和抵押品要求，扩大贷款久期，加剧流动性错配（Jesus & Gabriel，2006）。信贷扩张将导致贷款损失准备的增加（Altunbas et al.，2011）和风险收益调整的降低，最终导致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大(Chen et al.，2015)。其次，虽然信贷扩张后银行贷款总量增大，但低贷款利率水平导致银行的利息收入较低，银行盈利减少，这易导致其资金周转困难，带来流动性风险。再次，信贷扩张下而资本不变，银行权益比率、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降低，资本补充压力增加，风险承担能力减弱，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从跨境资本流出来看，资本大量外流会导致资本项目逆差扩大，在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下，央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紧缩国内市场流动性，利率水平上升。信贷紧缩和高利率水平导致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匮乏且融资困难，经营面临困境，偿债能力大幅下降，银行不良贷款率提升，信用风险增加。流动性风险多是信用风险在银行流动性方面的体现，信用风险越高，资产流动性越差，负债难以满足债权人偿付需求，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此外，资本外逃将引起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它们作为常见的抵（质）押品，抵（质）押品价值下降，贷款违约风险增加，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偿债能力也受到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外汇业务，进而影响外币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随之提高。从跨境资本流入来看，首先，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会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强化汇率升值预期。这会降低企业和居民外汇存款意愿并提高外汇贷款需求，银行的外汇贷存比攀升，外汇资金流动性风险增加。其次，汇率波动增加，银行面临较高的汇率风险，外汇资金的流动性也会受到影响。此外，汇率提高对出口导向型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将导致企业处于竞争不利的局面，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偿债能力变差，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从跨境资本流出来看，大量资本外流将会恶化我国国际收支情况，人民币有较大贬值压力，国内市场流动性收紧，利率上升。一方面，银行由于货币错配对外存在明显的净负债，外汇暴露会随着汇率贬值负面影响银行的稳定性（金祥义、张文菲，2019），银行对外债务负担加重，融资和投资能力减弱，经营绩效降低，流动性风险加剧；另一方面，贸易投资型企业将面临较大的汇兑损失，偿债能力减弱，这会导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违约风险增加，流动性风险也随之增加。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二）资产价格的中介效应分析
进一步对资产价格渠道进行分析。本文所考虑的资产为股票、房地产。何国华、陈晞（2020）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影响其风险承担，最终会加剧金融脆弱性。就股票资产而言，作为一种间接投资形式，期限短，资本投机性更强。国际资本可以通过证券投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市场流动性充裕。一方面，银行进行信贷扩张，增加杠杆，加剧期限错配，这为银行流动性风险积聚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外资流入加剧资本市场波动性，影响股票资产的折现能力。股票资产作为银行常见的抵（质）押品，其价值波动会影响银行信贷质量。此外，银行系统资金也会以配资方式入股市，股价大幅波动，最终风险又会传递到银行系统（方意等，2017 ；薛晴、刘湘勤，2018）。就房地产而言，根据Adrian &Shin（2010）的研究，银行部门存在“杠杆—资产价格”双循环机制，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周期，银行扩张信贷，增加杠杆水平，购买更多资产并倾向于持有更大权重的风险资产，提升风险容忍度；下降周期则会紧缩信贷，维持低杠杆水平，抛售资产（赵胜民、何玉洁，2019）。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资产价格在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库、国泰安银行研究数据库、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经过数据处理后，得到2010～2019年82家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包括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6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共计820个年度观测值。样本覆盖范围广、代表性强。
（二）变量设计（详见原文）
（三）实证模型构建（详见原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详见原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和流动性风险的差分GMM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银行流动性风险三者之间的关联。本文主要结论归纳为：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起正向促进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越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越高，并且跨境资本对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冲击更加显著。2、从流向上来看，跨境资本流出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程度要高于跨境资本流入；从结构上来看，跨境证券投资和跨境其他投资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3、资产价格的中介效应方面，存在跨境资本流入—资产价格—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渠道，跨境资本流入会通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联动的渠道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并且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联动的中介效应依次递减。
基于以上的结论，政策启示如下：一是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坚持底线思维。宏观层面，要丰富对银行等交易主体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箱，加快建设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的前瞻性的监管体系，定期开展压力测试，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微观层面，要完善微观审慎将指标体系，重点关注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等风险类型，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二是有序推进证券、房地产等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严格规范资本市场外汇业务、跨境购房及炒股等行为，完善资本市场跨境交易与跨境监管协调制度，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程度相适应；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三是商业银行要坚持稳健经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风险监督和管理机制，完善以风险识别为导向的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测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以应对跨境资本极端事件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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