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等:建设农业强国:内涵、关键与路径

黄祖辉 傅琳琳（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诸多内容涉及我国“三农”的发展，不仅对党在十八大以来在“三农”领域取得的成就作了系统总结，而且对新征程上的“三农”工作和发展提出了明确指向和具体要求，因此是引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走向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后，又一次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新要求，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乡村振兴对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2021年到2035年时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阶段，同时，2035年还是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方向，坚持系统思维、系统观念，用新理念、新思路，全面推进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进程。

本文构建了我国农业强国的内涵、关键和路径及行动逻辑框架图（见图1），并分别进行阐释。

图1  我国农业强国的内涵、关键和路径及行动逻辑

一、农业强国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大国，建设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际安全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需求，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准确把握农业强国内涵特征和基本要求，对于准确把握我国国情农情，明确当前发展阶段，走出一条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十分重要。

首先，要准确把握农业强国、强国农业、农业大国的关系。一方面，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一个国家的强大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综合国力，但若想成为强国，首先农业必须要强，即必须建立强国的农业，若农业不强则强国根基不稳，现代化进程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农业大国不等于农业强国。农业大国重点在“大”，更多体现在体量上，从概念出发，我国已经是农业大国。但从综合实力来看，我国却并非农业强国。因为，农业强国重点在“强”，这就意味着农业并非要越做越大，也不是指依靠传统农业来实现国家强大，而是要通过做强现代农业为国家的强大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要科学辨析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与特征。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其中，“农业强”应以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作业标准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产业组织化、发展永续化等为方向，“农村美”应以产业融合化、环境景观化、治理效能化、服务均等化、城乡等值化等为方向，“农民富”应以农民职业化、产业高值化、利益共享化、生活品质化、精神富有化等为方向。

农业强国的特征大体可归纳为“五力强”：一是农业国际竞争力能强，即具有优质资源、生产要素、市场等全球配置能力，产业、企业、产品、区域综合性品牌影响能力以及全球市场保障与拓展能力；二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即能自主掌控重要农产品种业技术等农业关键技术，有完备的农业产学研用体系和强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能用现代智能装备武装农业，具有优质产品制造能力；三是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既能守住国家农业安全底线，又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多样化、高质量食物的消费需求，充分发挥农业的食品保障、生态涵养、休闲体验和文化传承四大功能；四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即能与自然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与社会生态优化相互促进，实现资源利用集约高效，推动自然生态友好、产业均衡友好、村社共富友好；五是产业链延伸能力强，即以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壮链、强链，推动农业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延伸，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和多功能发展。

同时，中国农业强国建设要从大国小农、人多地少、不同区域农业资源禀赋悬殊的基本国情农情境出发，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又体现强国农业普遍特征的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第一，“大国小农”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农业强国必须解决好小农问题。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户数量的98.1%，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超过70%，这是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出发点。第二，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这是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27亩，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79亩，同时，我国户均耕地经营规模6.5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高达2.3亿户。可见，我国农业的基本资源禀赋和人地关系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性本改变，从而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欧美那样普遍搞大规模农业，我国农业的主流仍将以小规模农业为主。第三，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如在耕作制度方面，呈现出由南到北“一年三熟”向“一年一熟”递减的特点。在地形地貌方面，呈现出南方多丘陵、北方多平原的特点，水热条件好的南方土地连片性差、规模化经营难，而土地平坦适合规模经营的北方地区无霜期短、水资源短缺。这些都决定了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既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又要从区域差异出发，不能照搬他国模式。

二、以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我国建设农业强国，既要立足国内、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又要学习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和普遍规律，明晰世界农业强国水平度量的关键指标，把握我国与当前世界农业强国的差距。

（一）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正确处理好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从二者的联系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农业强国，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强国的建成，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却并非农业强国；同时，农业强国的建设将会进一步促进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从二者的区别来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实质是农业发展方式的现代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有农业都要推进农业现代化。相较于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国有着更深的内涵与更高的层次，意味着从数量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从生产力到竞争力的全面跨越，且相应衡量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对象层面上，农业现代化国家的覆盖面更广，而农业强国则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只有少数具备较好资源禀赋、较大产出体量或较强科技实力的农业大国才有可能建成农业强国。

（二）推进农业现代化，夯实农业强国建设之基

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以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第一，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的农业，重点在于提升机械化、设施化、数字化（信息化）、水利化水平。如浙江省在推进农业“双强”行动中，瞄准丘陵山区农机研制和宜机化改造两张“需求清单”，探索“高标准农事服务中心+农机作业券试点+农艺农机融合示范试验基地+基础设施宜机化改造+农机具补贴+农机共享平台”的“六合一”全链条宜机化改造提升经验。

第二，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加快构建和完善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如江苏省作为全国种业大省，通过大力推进种业科技创新，实施全省种业振兴行动，统筹安排五大种业工程，积极实施“揭榜挂帅”、重大品种协作攻关、种业创新后补助等机制，组建种业科技创新联合体，筹建江苏种业集团等举措，打出了一套推进种业振兴的“组合拳”。

第三，以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既要立足第一产业的发展，又要跳出第一产业的概念，以全产业链和多功能的视角、大食物观的视域看待农业，这是一种新的大农业的概念。当前我国提出的乡村产业、新农业等便是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实践。要让农业强起来，就必须拓宽农业发展思路，用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农业“接二连三”、农业功能拓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核算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166900亿元，是当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2.05倍，占GDP比重达到16.47%，大大超过当年农业增加值占GDP7.7%的比重，反映了农业全产业链的价值，充分体现了农业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以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现代农业经营形式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依托，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中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支撑，引领农民发展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形式。全国各地对此都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浙江省的“三位一体”农合联、安徽省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四川省的“农业共营制”等形式。

第五，以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即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再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融合推进“两山”转化。如浙江省丽水市一方面通过生态价值核算、“两山银行”建设、森林碳汇管理创新等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通过丽水山耕、丽水山游、丽水山居等区域系列性公共品牌创新，大大提高了生态产品和山区特色农业的附加值。

第六，以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优质人力资本，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人才。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做好育才、引才、强才、兴才工作，既要培育专业型人才，又要培育复合型人才，打造人才队伍。如浙江省最早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提出要培育10万名农创客，出台城市带动乡村的人才进乡与回乡举措以及“强村富民”行动计划，呈现了以多举措推进多类型乡村人才培育与振兴的新格局。

（三）农业强国水平度量的关键指标

农业强国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演化性的过程。选取衡量农业强国的关键性指标，既要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农业的特色，也要兼顾农业强国的普遍性。农业强国的关键性指标可以概括为“五高一低”。一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该指标是衡量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产出增长贡献大小的定量指标。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已由2012年的53.5%上升到2021年60%（见表1），但世界农业强国的该指标基本都在70%～80%之间。从我国省际情况来看，2020年江苏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70%。二是农产品商品率高。该指标是指农产品商品量在农产品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农业从传统自给性生产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化的重要指标。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商品率基本已达95%以上，而我国在2020年时，谷物、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商品率为92.9%，其中谷物商品率仅85.9%（见表1）。三是土地产出率高，主要通过单位耕地面积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进行衡量。近十年来，我国的该指标已由37430.6元/公顷增长到67935.5元/公顷（见表1），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以色列、荷兰等国的土地产出率均为我国的1.3倍以上。四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主要通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的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进行衡量。近十年来，我国的该指标虽然已增长1.6倍（见表1），但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的农业从业人员数据进行计算可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美国、荷兰、以色列等国的6%。五是资源利用率高。资源利用率主要指水资源、耕地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资源的利用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六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低。该指标通常要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农业人员的比重低于10%，并且与农业GDP占国民经济GDP的比重大体相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化，但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明显大于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21年，我国仍有约22.9%的农业劳动力（见表1），而这部分劳动力仅贡献了约7.3%的国民财富（指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而在一些现代农业发展较好的发达国家中，农业GDP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比值往往大体相当，甚至前者要大于后者。例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美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左右，并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还不到1%，体现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匹配。

三、把握好农业强国建设中的三对辩证关系

我国建设农业强国需把握好发展与安全、小农与现代农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把握第一对关系的关键是要把国家粮食安全建立在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府政策支持与粮农经营规模扩大，提高种粮农民的种粮收益。把握第二对关系的关键是要解决小农如何有效融入和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把握第三对关系的关键是要在推进农业强国的进程中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通过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化政府的政策调控作用和市场的资源要素配置作用。

（一）粮食安全保障与农民种粮效益的关系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安全不仅指口粮安全，还涉及转化粮的安全，不仅涉及数量安全、还涉及质量安全和市场安全等。在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对国内粮食稳产保供和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农资价格、劳动力成本、土地流转租金等粮食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农民种粮收益空间受到挤压，粮食生产高成本和低效益的矛盾愈加凸显，影响了农民的种粮意愿与积极性。2021年全国亩均种粮收益824元，为近五年来最高水平，而经济作物亩均收益平均可达千元以上，明显高于种粮收益。要解决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政府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从长期看，还是要通过规模化经营和多元化服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提高农民种粮的收益，进而为确保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要守住耕地红线、建设高标准农田，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用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夯实粮食产业基础，持续、高效保障粮食安全，协同推进我国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小农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国是大国小农，小农在我国具有长期性，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经营单元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力量。但另一方面，如何转化小农、将小农户引入和融入现代农业的进程中，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壮大，农户与农户也在经历着分化，小农并没有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扩大而被完全替代，依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力量。在新型主体和小农并存的格局下，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和共同发展，仍然面临较大挑战。从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看，如果没有强大的服务体系支撑，小农往往难以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智能化管理与竞争性市场的模式。这意味着，小农与现代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我国将长期存在，这是建设农业强国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建设农业强国意味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使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更有竞争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前提是建立与市场制度相匹配的产权制度，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同时，政府也需转变相关职能，使市场具有更有效的作用空间。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不仅体现在其对公共性事务和资源垄断性领域起主导性作用，而且要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提供支撑。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大市场体系构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更有效地实施双循环战略，更高效地融入国际大市场，更扎实地推进高质量发展。重点要破解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政府过度干预农业、区域行政壁垒、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以及市场主体权能不足等问题。

四、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路径

建设农业强国，既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又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为此，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农业双层经营体系，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四化”协同发展，着力构建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农业统一大市场，全面发展强村富民强农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筑牢筑实农业强国之基。

（一）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和双层经营体系

建设农业强国一定要建立协调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必须拓宽现代农业视野，确立大食物观理念，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一是建立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是超越一产农业，“接二连三”、一二三产融合和多功能发展的全产业链农业体系。二是建立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重点体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也就是要建立充分体现科技支撑、绿色生态、规模适度、服务多元、质量安全和机械化、水利化、数字化、专业化、组织化、品牌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三是建立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就是要建立家庭经营（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为核心主体）、合作经营（以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为核心主体）、公司经营（以企业为主体）的“三位一体”、优势互补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与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相适应，建设农业强国还需要完善农业的双层经营体系，这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现象。农业的双层经营源于农业的家庭经营普遍性，农业的家庭经营既适合传统农业，也适合现代农业，关键取决于与农业家庭经营相匹配的合作经营水平。家庭经营具有内部治理成本最低的特点，但存在经营规模扩大和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的局限性。克服农业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可以将独立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农业合作经营制度，发挥合作组织对农户（社员）产前、产中、产后的统一服务功能，形成分工合作、统分结合、效能优化的农业双层经营体系。除此之外，还可以发挥村集体这一社区合作组织以及农合联组织、农业行业组织的功能，为农户家庭经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强大的农业服务体系对土地密集型的规模化农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农业都不可或缺。因此，建立完善的农业双层经营体系是小农户有效衔接和融入现代农业，增强应对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最重要的路径选择。

（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协调发展

建设农业强国应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下简称“四化”）协调发展。其中，信息化渗透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中，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关系。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既是“三次产业”的关系，又是产业空间结构的关系。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分别代表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及其水平则既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空间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否同步发展不是指“四化”的齐头并进或增速相同，而是指“四化”之间的相互协调性。我国的“四化”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协调，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需进一步协调。相较于工业化的快速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体现在农村转移进城人口的市民化相对滞后。城镇化的相对滞后也带来了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滞后，主要体现为农业产业比重与农业就业比重的不甚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已从农业领域转移了近3亿的劳动力，但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于农业GDP比重，表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农业比重和农业就业的比重不完全一致，人均农业劳动者的国民收入贡献明显低于非农劳动者的人均贡献水平。一产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是整体经济发展的趋势，鉴于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情况，建设农业强国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互协调，重点要关注三次产业结构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协调问题。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继续推进城镇化和非农化产业发展，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使农业劳动力占比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大体相当就成为又一条有效路径。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的效率来看，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乡融合城镇化发展，同时进一步发展各类乡村休闲产业。从县域层面来说，则要率先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要素互通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的非农化、市民化和城镇化。

（三）建立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农业统一大市场

建设农业强国不仅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相结合、相协调，而且还需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功能。这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政府和市场均失灵或低效的情景，如出现同业主体内卷化的不良竞争、区域垄断或区域间过度竞争、产品过剩等问题，行业组织则可以发挥协调作用解决这些问题。行业组织虽不属于经营组织，但通过政府赋权，它们能够打破行政壁垒、缓减行业内不良竞争现象。还可以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实现行业自律和主体行为规范，从而破解经济活动中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或低效的困难。

因此，有必要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构，针对农业产业既面临市场风险、又面临自然风险，同时小农普遍、主体分散、组织化相对滞后，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当前地方政府与产业设置粘度较高的特点，加快建构政府有为、市场有效、行业组织有能的“三位一体”农业统一大市场。为此，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深化改革和农业组织化发展的同时，须加快农业行业组织培育与赋权，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功能，化解农业区域行政壁垒，切实解决各自为市，市场不畅、价格波动频繁，农民增产不增收等问题。

（四）发展强村富民强农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集经济与社会功能于一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变革。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三统一”，即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集体经济；二是改革开放后“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三是现在正在经历的“三权分置”的集体经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变革的重大成效，就是在坚持集体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赋予农民长久不变的农业经营权和使用权，创新了农业的经营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激活了农民自主经营农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实现了农业从量的扩大向质的提升的变迁，为建设农业强国打下了重要基础。2022年，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新要求，有利于巩固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现集体强、农民富和农业强国。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还存在自身经济不强、带领农民发展能力较弱、广大农民产权权能不够充分、市场竞争能力存在不足等问题，不能很好地适应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就是要在集体经济产权“三权分置”的基本框架下，不断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三变”改革和“三挂钩”改革，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效结合的方式和机制，通过引入外部企业或资本与人才等要素，建立集体主导、市场运行、股份合作的新型集体经济，进一步激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和农民财产权益，逐步实现强村富民强农的目标。

这一探索在国内不少地区已初见成效。如浙江省正在全面推进以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富民强农”乡村集成改革。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份，股份变分红”成为发展新思路。例如，该省湖州市南浔区坚持“内聚+外联”两端协同推进，以“强村公司”的市场化发展，盘活集体资产，通过村自办、村企联办、多村组团等组建形式，创新探索出了“产权清晰、收益共享”“突破地域、抱团共赢”“资源入股、产业导向”和“共同筹资、控股分红”等四种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共计组建强村公司26家，覆盖全区所有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带动农民增收和强农能力明显增强。2021年，全区“强村公司”实现经营利润4692.65万元，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年收入达到140万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1.61：1。从上述实践经验来看，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更好发挥“强村富民强农”带动作用，关键在于集体产权能够与市场有机结合，打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改革”组合拳。

（五）实施科教兴国带动农业强国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优质人力资本，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建设农业强国更离不开科技与人才支撑。当前，我国正着力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有效供给，既守住国家农业安全底线，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又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对多样化、高质量食物的消费需求，同时提升农业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这恰恰是农业强国的题中之义。但也要看到，我国农业还存在农业科技贡献率、关键性种子种苗技术掌控力、农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农业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实施科教兴国带动农业强国战略。

一方面，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计划。一是制定系统性和针对性、阶段性和配套性相结合的乡村人才振兴计划。突出乡村人才的多层次性和多类型特点，既重视培育种养、推广和营运等专业人才，又重视复合人才和人才团队的培育，重点突出农业人才培育。要提出切实可行的乡村人才振兴分阶段目标和相关配套措施。二是营造乡村人才振兴的良好环境。在乡村人才吸引方面，重视事业吸引、政策吸引、情怀吸引、市场吸引的有机结合。在乡村人才培育方面，重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实践教育、创新教育的有机结合。在乡村人才激活方面，重视赋权激活、竞争激活、培训激活、政策激活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业、善经营、能带动的乡村“领头雁”“农创客”“新农人”等各类乡村人才，形成育才、引才、强才、兴才的乡村人才振兴新局面。

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相对不高，既与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力度不足有关，又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不显著有关。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因此，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既要高度重视农业关键性技术研发，又要重视技术成果的有效推广。为此，在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要创新科技兴农体系。建立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的体系与网络；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体系中的人才队伍、组织载体和制度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和农合联组织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充分重视数字化互联网平台对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的支撑作用；充分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融入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体系的积极性，形成主体多元、层次清晰、机制灵活、高效运行的农业科技进步与成果转化新局面。(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求索》2023年第1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