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任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

按照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和动力源进行划分，现代化有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之分。“内源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它的原动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内部孕育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发挥能力。”现代化肇始于西方，是西方文明孕育出来的产物。西方现代化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存在异质不容的问题。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西方现代化的萌发提供了文化前提。“晚近的外源性现代化大多数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在外来的异质文明的撞击下激发或接枝引进的。”发生在欠发达国家的外源性现代化，其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中华文明异于西方文明的特质，注定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了阵痛、扭曲和震荡。全盘西化论、国粹主义论、折中调和论之争，反映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现代化发展与文明选择之间的矛盾和纠结。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国最终步入现代化发展的正轨，具备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政治条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文明。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文明是因中华传统文明蒙尘。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不曾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对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进行分期是一项复杂工程。无论是按照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法进行划分，还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进行划分，都有充足理由和科学标准。这里采取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对中华文明进行简单划分，以1840年为界，将中华文明划分为中华传统文明和中华现代文明。采取二分法的合理性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是独立存在的农耕文明，与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文明共同作为四大原生文明独立发展，成为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工业化进程，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当西欧工业革命狂飙突进，生产力迅猛发展，海外殖民活动疯狂推进之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却走向腐朽、没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日渐枯竭。近代中国不断遭受战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国家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华文明黯淡无光。为挽救民族危亡，重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中国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探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再到文化改造的探索历程。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了先进人士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国缺乏像西欧那样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没有，就要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这种觉悟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思想革命的总体目标，在于以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观为武器，批判旧文化以改造国民性。至于如何进行这场文化改造运动，是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全盘西化道路，还是回归传统，抑或将中西文化折中调和？各种不同的主张在当时争论颇为激烈，掀起了文化讨论的首次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传统姿态，加上晚清以来中华传统文明在与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后产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使得人们认识到以前的老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文明是因对西方现代文明存疑。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同时也惊醒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这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推崇和认同并非毫无保留。孙中山先生在19世纪末期游历欧洲之后，就对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认识有所“心得”。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局限，使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了一种“幻灭感”，从而具有了一种批判反思的立场。针对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确让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不再盲目推崇和完全信任，不再一心一意想要模仿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西方现代文明暴露的问题和矛盾使得中国“主观上”不愿再以西方现代化为“模板”，不想再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那么，当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变成现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已经重构了历史发展前提，包括向国外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空间，可供掠夺性开发的生态环境，尚未稳固的势力范围和依附关系，还未形成的垄断资本支配的贸易规则和市场控制，还留有自由自发竞争的余地等这些资本原始积累条件的丧失，使得中国“客观上”已经不具备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文明是因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影响。在中华传统文明蒙尘和中国的志士先贤对西方现代文明有所质疑的时候，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选择社会主义文明，“走俄国人的路”是经过反复试错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结论。社会主义文明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文明，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国的客观需要。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社会主义文明是不同于中华传统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第三种文明”。李大钊在《“第三”》一文中也说：“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过：“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位早期代表人物都认识到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各自的特征和不足，主张采取两种文明融汇互补的“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人类文明形态进行纵向划分。人类文明总体上经历了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存在递进更替关系。历史地看，后一种文明形态是比前一种文明形态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依次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各个历史阶段。据此可以断定，社会主义文明是比中华传统文明更为先进的文明。结合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和特征，中华文明虽绵延不息，却在近代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现在正经历从蒙尘向重光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经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中华文明实现了文明形态的创新和跃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中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文明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性，中华文明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二者共同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坐标系中的位置。从时代性坐标衡量，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从民族性坐标衡量，文明无价值高低、好坏优劣之分。社会主义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时代先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绵延发展的“根”和“魂”。

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基。现代化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各民族国家都将融入现代化潮流之中，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其道路选择是多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种特色是中华文明赋予的。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之根、精神之魂，是涵养这条道路的深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国道路自信的本质就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从文明的高度梳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容规定性，中国道路自信才能更加坚定。

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内在相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中华文明之中。中国人民创造的悠久绵长、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许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文明具有的独特精神价值体系使得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具有内在亲缘性，在选择和融合的过程中，两种文明显现出诸多内在相契之处。例如，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社会主义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激活。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结合，一方面，使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获得了新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文化精髓与社会主义有机融合的过程，社会主义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了民族性、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文明的引领下，获得了新的生机活力，具有了现代性和世界性。这是用社会主义文明激活中华文明，推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文明激活中华文明的过程，以两种文明的“结合”为前提，没有两种文明的结合，社会主义文明不会获得中国形态，中华文明也缺乏创新创造的活力。用社会主义文明激活中华文明的过程，以推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根本途径与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正确把握文明传承与文明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守正创新和固本开新，以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性内涵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活力，使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发扬光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与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资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资本主义现代化围绕资本逻辑展开，从生产经济领域一直蔓延到政治、文化、生态、社会领域。资本逻辑的泛化和僭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而不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从根本上颠倒了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生产经济领域，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增殖的资本逻辑，与之前的所有制形式相比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使社会积累了一些财富，为历史进步提供了物质前提。这种进步性就是马克思肯定的“资本的文明面”，然而这种历史进步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毁灭式”的经济发展，资本逻辑自身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对生态环境不可修复式的破坏和掠夺，人的无知、受奴役、粗野、道德堕落和单向度发展，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苦难和异化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立场和基本逻辑，以此逻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各领域的建设，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好地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两极分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和特征。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追求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这种天然属性往往对社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是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价格等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使用，为社会高效率地创造了财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二是市场经济排斥收益平等是一种自发行为，如果不对它产生的后果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那么，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引起社会动荡，进而影响效率的提高。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逻辑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人民主体地位在发展成果、财富分配上的体现。关于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有重要论断：“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社会制度的性质内在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去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对人们产生强大吸引力，激励人们为之奋斗不息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追求高效率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目的不是为了仅让社会少数人过上富裕美好生活，而是为了满足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让全体人民过上富裕美好生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物质主义膨胀的片面发展，坚持五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遵循资本逻辑，是片面的和异化的。如果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既不全面，也不协调，这突出体现在发展内涵、发展布局、发展目标的设定上。在发展内涵的设定上，资本主义现代化最初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用单一的经济增长涵盖社会系统的发展跃迁，虽然后来也有调整和改善，但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泛化和僭越，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固有缺陷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在发展布局的设定上，资本主义现代化没有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这种各领域各自为政、各自发展的局面不可能实现五大文明全面、协调、系统的发展。资本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就是为了追逐利益，实现最大量的财富积累和最大限度地资本增殖。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其文明程度也在提高，虽然也会注重改善和解决生态环境、人的发展、社会分配和保障等问题，也会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但这些改善总体上却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动追求的内生发展目标，而是作为外在的、附加性的，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措施存在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从发展内涵的设定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共时并存，因此能够以批判的立场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子系统相互促进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层面和价值系统的转变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仅从经济发展方面而言，发展也不再仅指数量指标的增大，而转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可持续增长能力和自我创生能力的提高与培养。从发展布局的设定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全面推进，并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从发展目标的设定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夙愿”。虽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一以贯之，但是对现代化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最早的实现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演进过程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在目标任务上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对外扩张掠夺的西方现代化老路，坚持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出于本性，必须不断奔走于世界各地，获取生产资料和扩大市场，所以剥削掠夺、殖民移民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西方早期现代化的过程是殖民扩张和剥削掠夺的过程，可以说，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与广大欠发达国家地区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又造成了劳资对立、社会分化、贫富悬殊的深刻矛盾。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进一步放大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指出：“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再次强调：“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这种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造成了东西方长期的敌对与仇视，造成世界的对立和分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了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势、世界多极化趋势和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悠久深厚的和平主义文化传统，根据社会主义内在追求和平、反对侵略扩张的和平性质，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为了达至“既通过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双赢目标而作出的主动选择。可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不再容许任何大国通过侵略扩张的老路实现国家崛起；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因为近代饱受战争和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格外渴望和平的发展环境。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现代中国，更希望通过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中，广泛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在借鉴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和拓展了原有的世界文明，赋予世界文明以新的内涵，并以新的文明理念重塑人类文明格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创新人类文明共存方式。

重塑人类文明格局。长期以来，人类文明格局呈现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样态。这种“从属性”的人类文明格局本质上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谓的“先驱”地位造成的。随着资本的全球拓展，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在不断输出剥削压迫、扩大殖民移民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移植于世界。人类文明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西方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色。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指出，自16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一直体现为双重的全球化：一是猎取、奴役和殖民的全球化；二是西方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等价值观在全球的发展与弘扬，“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可以说，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西方占据了构建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并企图把非西方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文明谱系中，人类文明格局呈现为“西强东弱”的样态。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格局本质上是非正义的。重塑人类文明格局是文明进步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一方面，西方文明自身正处于危机之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在城市的技术与工业的兴旺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而‘发展’所产生的力量将把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已见成效，相应地，“西强东弱”的文明格局也在发生改变。

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现象级”变化，使得中国成为重塑人类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重塑人类文明格局不仅需要美好的意愿，还需要国家实力支撑。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以现实的力量驳斥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念，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禁锢发展中国家发展思路的困境，破除了西方文明优越的神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近代以来遭遇蒙尘的中华文明正在重放光芒。由西方文明主导和推动的“从属性”文明格局已经难以为继，尽管“西强东弱”的文明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但是“东升西降”的文明发展趋势日益凸显，重塑人类文明格局的时代机遇已经到来。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纷繁复杂、叠加出现的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折射出人类文明自身的问题。人类文明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是继续在西方文明之光的普照下发展，还是各种文明共同为化解人类问题提供理念、方案和原则、规范，成为各种文明必须面对的“文明之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处于“文明的十字路口”。

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正在遭遇挑战。就发展问题而言，西方文明孕育了现代化，但同时制造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企图让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发达与发展的二元对立，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陷发展陷阱之中；就治理问题而言，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治理赤字，暴露出西方奉行的“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逻辑已经严重背离了时代潮流；就信任问题而言，个别大国奉行本国优先、利益至上，无原则、无底线地将单边主义延伸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各种退群、毁约，各种背信弃义，严重破坏了全球信任体系；就和平问题而言，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奉行自我至上的排他性安全观已经不合时宜。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没有国家能像孤岛一样独善其身。西方奉行的“霸权稳定论”恰恰是制造和平赤字的根源。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的出现，警示各大文明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为化解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提供新的文明智慧和交往规则。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拓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样形式，包括全球治理层面、地区层面、双边层面的多种共同体形式，为回答“文明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倡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致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倡导和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又是对未来文明的开拓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引了方向。

创新人类文明共存理念。文明由来已久，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前，文明表现为各民族地域性的文明。各民族地域性文明之间也有交流融汇，但这种交流融汇是偶然的、有限的。人类文明是随着人类交往活动的普遍扩大而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封闭或半封闭的民族隔绝状态代之以各民族国家间的普遍交往，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得以形成。人类文明以世界性的交流、普遍性的交往为内在规定。世界历史条件下，人类文明应该秉持何种交往理念共处，是主张“文明进化”“文明冲突”“文明隔绝”，还是坚持“文明平等”“文明包容”“文明互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共存理念。

从事实维度而言，文明多样性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各民族在应对不同历史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实践中形成了差异多样的文明形态。从价值维度而言，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多元并存为前提。只有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有交流借鉴的可能和必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求同”，这不符合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与要求，也不利于世界文明的整体繁荣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中国实践、中国创造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高度概括，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我们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故事，从文明高度讲清楚这条道路的选择、确立、发展逻辑和文明意蕴，“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2月下（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