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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晓萍 于晓华（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前 言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既体现了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共性特征，更是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业发展路径，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消除绝对贫困和增进农村居民福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4亿吨增长到2021年的6.83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16.6公斤增长到483.4公斤，蔬菜、肉类的产量及人均占有量均大幅增长，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21年的18931元，年均名义增长12.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至2.5:1;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取得了重要进展。
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推进“四化同步”,“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农业强国，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当前，在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仍在反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等大环境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受到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制约，面临农业竞争力不高、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保护压力增大、城乡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重要挑战，急需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对，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因此，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业发展路径，亦即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时与共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发展路径的两个逻辑(一)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逐渐形成和深化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知，一以贯之地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党在根据地推动农业发展，对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行局部探索，形成了平均地权、合作经济和公营农业三大基础性的农业制度[1],为新中国成立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业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快速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党领导人民通过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2],建立起农地集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之外，1961年周恩来同志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是“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在此指导下，这一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建设、化肥施用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既为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续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发轫于农村实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认可并全国推行，农户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强调“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央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此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已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式”特征，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到农业科技应用和农业经营体制方面[3]。2003年始，中央逐步取消各种农业税费，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推动了农民增收，粮食生产实现了“十八年连丰”。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农业强国，使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深化和拓展。从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到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社会化、产业化，再到规模化、精准化、立体化、绿色化、信息化、多功能化等，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70余年间，党领导人民立足我国国情，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现实逻辑“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资源禀赋等条件有明显差异，应立足于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农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农业发展路径会表现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些共性特征，如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劳动力份额持续下降，即“农业小部门化”[4]。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禀赋条件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国情，我国的农业发展路径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相比(下页表1和表2),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从表1可见，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为紧张，但农业灌溉条件和化肥化相对最好。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占到50%,导致我国农业劳动相对收入(农业产值份额占农业劳动力份额的比重)水平较低，也即农业生产者仅能获得全社会平均收入的29%。从农业资本存量来看，代表农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劳均固定资本形成额，我国为144.1美元，仅高于墨西哥和印度，与巴西相差483%。由于人均耕地资源、灌溉条件、化肥、固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1437美元，仅略高于印度，与最高的墨西哥相差199%。人多地少的国家明显土地生产率更高，但我国的土地生产率与印度尼西亚、印度也有较明显的差距。换言之，我国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均有较大提升的空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2020年我国人均耕地资源虽更为紧张，但灌溉条件进一步改善，每公顷化肥施用量继续提高，劳均固定资本形成额持续增加，与最高的俄罗斯相差179%,差距有所缩小；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也有大幅提升，前者与最高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后者相比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差距也有所缩小；但农业劳动相对收入仍处于低位，相比其他国家反而有所恶化，意味着我国农业产值份额下降的速度远快于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的速度。此外，我国自2004年转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到2020年谷物净进口3.2%,以此估算的粮食自给率略有下降，但也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特别地，我国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这相比其他6国是巨大的成就，因为此时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的农村贫困率仍达40%以上。
表1 2000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指标对比
注：美元价格为2015年不变价；劳均固定资本形成额为2001年数据；土地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估算的粮食自给率=1-谷物净进口率；农村贫困率依据各国国家贫困线计算 数据来源：可灌溉耕地占比、劳均固定资本形成额、估算的粮食自给率来源于FAO数据库，其余指标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下表同
表2 2020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指标对比
注：人均耕地、可灌溉耕地占比、每公顷化肥施用量、土地生产率、粮食自给率为2018年数据；农业劳动力份额、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019年数据；印度的农村贫困率为推算数据；尼日利亚的农村贫困率为2018年数据
因此，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相比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继承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荣传统，立足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业发展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学界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及其经验的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现有研究主要从党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历程及其理论内涵[1]、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演进及其特征[5]、我国农业现代化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历史演变[6]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总结，但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为指导，系统分析我国农业发展路径的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分析框架，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在前述五个方面的具体实践及取得的重要成就，以更为全面地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经验，为推动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政策参考。
(一)从简单模仿到多维创新：认识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驱动1.党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期，我国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特别地，我国设计了一套以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为核心的，有利于集中农业剩余为国家实现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计划配置与管理办法，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制度特征。在此背景下，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电气化，其中又以机械化为根本出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以及“两个飞跃”的著名论断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农业商品化、市场化、标准化、社会化、专业化、科学化等“多化并举”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得以探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提升劳动者素质，强调推动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科学化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强调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信息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宽，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农业强国，既要推动农业的规模化、设施化、精准化、立体化、生态化、多功能化发展，也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提高其生活质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
2.农村要素流动的制度与体制机制创新。随着党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发展路径的认识深化，政府政策从土地、农产品流通、劳动非农转移、资本流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制度与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村土地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调整，由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初的“两权分离”转变为当前的农地产权“三权分置”。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呈现出赋予承包农户更充分、更长期限、更有保障的土地权利的特征；而对承包农户进行“赋权”,通常被视为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影响因素[7],增加了农业产出和提高了农民收入。农产品流通体制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在家庭承包制框架内对农村要素市场化流动进一步变革[8],调整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提高购销价格并减少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1985年全面启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1998年进一步从改革购销方式转向构造市场体系，2004年启动新一轮粮改，实现了全部农产品的市场化调节，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的市场化与价值实现[9]。劳动力非农转移方面，改革开放后，政府政策实现了由户籍制度下的严格管控，逐步向放松限制，再到保障、鼓励和推动的转变。引导本地非农就业、促进转移农民工的市民化等措施，一方面带来农村要素重组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劳动力，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农村资本流动方面，国家集中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倾向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得到了修正，但农村资金、资本仍通过财政税收、信贷金融、工农产品剪刀差等渠道持续流向城市，农村地区资本匮乏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党和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论断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提出，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国家财政对“三农”相关投入持续增加，政策性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入，拓宽了各类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加之城市资本在农业生产风险降低和产业利润提高、政策环境宽松等因素作用下进入乡村和农业，城乡资本流动的合理性趋强，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出现趋近态势。
3.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与创新应用。技术进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源泉。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农民对新品种、新技术的高效采纳，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提高。如1949—1998年，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5～6次更新，而每次品种更新均带来10%～30%的增产。20世纪末，种植业的科技贡献率超过42%,林业和牧业分别达到29%和接近50%[10]。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亦即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初具规模、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不断提高、推广体系多点覆盖卓有成效[11],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创新应用进一步得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生物化学技术等呈现出“复合型”发展的态势，即在人均耕地资源趋紧和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节约土地”和“节约劳动”,进一步带来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到2021年，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分别比2017年提高6个、3.5个百分点。
(二)从偏斜发展到协调均衡发展：农业生产结构与空间布局持续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农轻重比例失衡，重工业快速发展的代价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农村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农业内部，强调“粮食增产”导向，农业增加值占到农林牧渔增加值的80%以上，且种植业内部又以粮食种植绝对主导，粮食播种面积占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呈现出明显的单一粮食型农业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内涵认识的深化，以及随之而进行的多种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农业结构调整也拉开了序幕：农业结构调整由明显的“粮食增长”导向逐步转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1979—1984年)和“丰富农产品品种”导向(1985—1991年)、“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导向(1992—1997年)、“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导向(1998—2012年),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导向(2013年至今)[12],农业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不断得到优化。
首先，在农林牧渔业内部，由单一的、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转向农林牧渔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农业。202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7782.17亿元，是1952年的约299倍，年均名义增长8.7%。从内部结构来看，1952年农业产值占比85.9%,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林牧渔业的协调性明显增强，2000年农业产值占比为55.7%,比1952年下降30.2个百分点，比1978年下降24.3个百分点；畜牧业占比29.7%,分别比1952年和1978年提升18.5个百分点和14.7个百分点，林业和渔业占比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20年，农业占比进一步下降至52.1%,林业和渔业占比进一步提高。
其次，在种植业内部，种植业生产由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主导转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1978年，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高达80.3%,棉花、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足20%。2000年，粮食播种面积占比下降至69.4%,油料播种面积占比增加到9.85%,蔬菜播种面积占比增加至9.75%,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显著增加。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粮食种植内部结构以及“粮经饲”结构调整。2016—2018年，我国累计增加大豆种植面积2000多万亩，“粮改饲”面积达1400多万亩。
再次，在畜牧业内部，畜牧业生产由单一的以生猪生产为主转向猪牛羊禽多品种协调发展。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比重由1985年的85.9%下降到2020年的53.1%;牛肉、羊肉占比由1985年的2.4%、3.1%上升到2020年的8.7%、6.4%;禽肉产量由1985年的8.3%显著增加至2018年的23.1%。这也更符合新发展阶段居民食物营养消费的升级需要。
最后，在农业空间布局方面，优势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区域专业化趋势明显，空间布局不断优化。随着政府出台系列战略性空间布局方案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我国农业生产总体空间格局重心北移并保持相对稳定；粮食生产分布格局从“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经济作物产量快速增长，空间分布格局趋于集中，如广西的甘蔗产量占比从2000年的43%提高到2019年的68.5%,80%以上的棉花生产集中在新疆；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生产分布格局也趋于稳定，如牛羊肉生产的空间布局从牧区向农区扩展，生产重心向黄淮海和东北等地区集聚[13]。
(三)从粗放型增长到绿色发展：农业多功能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凸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完备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并不足够，尽管制定了一些生态环境政策，如禁止毁林开荒，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缺乏系统的生态理论指导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成效并不乐观[14],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粗放型增长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及生态农业观念的提出，我国的农业绿色发展经历了有绿色发展初步意识的萌芽阶段(1978—1999年)、绿色发展形式多样的发展阶段(2000—2015年),以及农业绿色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全局重点的战略提升和推广阶段(2016年以来),并与党中央的 “双碳”目标相融合衔接，农业绿色发展成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2010年以来，绿色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的节约化和清洁化、农产品的绿色化和优质化、绿色农业驱动农业农村多功能发展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15],农业多功能性凸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四)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发展：农业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高农业对外开放广义上包括农产品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封闭半封闭(有限的农业出口创汇和对外援助),到做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逐渐提升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转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高。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贸易规模不断增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非关税壁垒减少，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在农业“引进来”方面，引资引技引智多维发展，成效显著。2004—2020年，我国共设立1.4万余家农业外资企业；2001—2020年农业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75.9亿美元，占同期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1.35%。2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入了技术、装备、管理和智力资源。在农业“走出去”方面，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掌控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提升。2020年末，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94.3亿美元，占比0.8%,是2010年的7.4倍[16]。
(五)从单维增长到全面共享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组织化与农村转型农业现代化必然与农村居民的现代化以及农村现代化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作为自己的初心，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懈努力奋斗。随着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认识的深化，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从注重单维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转向改善其生活条件和提高其生活质量，同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从注重单维的农业增产增收，转向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享受的公共服务持续改善，精神生活不断得到丰富，更好地实现了发展成果共享和人的全面发展。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1949年增长了429.3倍，年均名义增长8.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幅缩小，相比1956年下降了0.83。
在农民组织化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不断壮大，各类农民合作社持续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效地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390万个、农民合作社222万家，落实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累计吸引1120万人返乡入乡创业创新。
在农村现代化转型方面，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农村用电量由1952年的0.5亿千瓦时增加到2020年的9717.2亿千瓦时；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由1978年的59.6万公里增加到2021年的446万公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8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此外，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36.2%的农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全国90%以上的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为25.5%。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经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探索已呈现出了明显的“中国式”特征，走向全面、多维、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源于以下五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农村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是坚守底线思维不动摇，坚持系统思维促发展；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始终以创新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五是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的协同联动。这些基本特征经验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业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也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自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成功开创并持续发展的根基和最大优势，也是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证。
(二)在农业农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农业农村的生动体现，就是始终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特别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的集体化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于1983年废除，我国农村地区实行集体所有制，特别地，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3]。考虑到农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施了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等系列改革，推动转移农民市民化，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不动摇底线思维的本质是安全，系统思维的目的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也包括区域、城乡和社会群体间的全面、协调、共享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把“系统思维”理解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限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也重视非传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都是题中之义，可以把“底线思维”理解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底线目标。
“底线思维”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体现，最生动的例子是坚守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特别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党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既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也要以更进一步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且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四)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创新”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和多方面，既有指导理论上的创新，即从照搬苏联经验、机械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到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正确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来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有认识和观念上的创新，如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的认知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对绿色发展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也有制度、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包括农地制度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机制的完善等，以及新技术、新品种的研发与创新应用等，国家始终把农业科技创新放在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位置。
(五)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的协同联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政府与市场相伴相生，有效市场离不开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必须依靠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17]。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农业发展路径中，“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的协同联动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农业绿色发展的演变过程中，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食物营养升级的需要以及环保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提高，对安全无公害、绿色、生态、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提升，市场机制随之运作，更多生产者采用更为绿色的生产方式，“有效市场”凸显；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党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布局，推动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如支持和加入社区支持农业(CSA),支持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传承农耕文化等，“有情社会”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力量的有益补充。
四、简要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生态得到了全面和长足的发展。但随着人均资源禀赋约束趋紧和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我国农业发展仍面临着供给保障能力有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农业竞争力不高等问题，与美、加、澳、法、德、以色列等农业强国的差距仍然较大[18]。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推动建设农业强国，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大食物观指导下农产品(如大豆、玉米等饲料粮)供需失衡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应提出挑战，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不优、产业融合不畅对我国农业产业体系提出挑战，核心技术卡脖子、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不高对我国农业生产体系提出挑战，适度规模经营推进滞缓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对我国农业经营体系提出挑战，急需转变观念，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建设农业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继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能和信心，应沿着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一是转变粮食安全保障观念和思路，树立大食物观，明确食物安全保障的优先序，确保口粮和谷物保持相当高的自给率、确保蔬菜的完全自给率、对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设置下限；二是进一步促进乡村产业融合，积极探索互联网+、生态+、旅游+等新模式新业态，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三是强化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重大、核心、关键科技攻关力度，提升乡村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四是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与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以实现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来源：三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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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0 10: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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