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胡守勇:文化精准扶贫的行动模式、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

胡守勇（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化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面，被全面嵌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既为消除绝对贫困贡献了文化力量，又在实践中探索出了比较成熟的行动策略。学术界在精准扶贫的语境下，从不同的维度对文化精准扶贫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包括文化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逻辑机理、实现路径、对象识别以及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国外文化扶贫借鉴、国内文化扶贫案例，等等，但相关研究还缺乏对文化精准扶贫实践的系统总结，与其重要的减贫价值和取得的历史成就不相匹配。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系统总结文化精准扶贫的行动模式、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文化帮扶，启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丰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全面呈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讲好人类减贫事业的中国故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文化的复杂性和文化建设的层次性，文化扶贫在实践中具有多维性，即其在文化贫困、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区域贫困等不同维度释放减贫效应，呈现出复杂的减贫机理。文化精准扶贫是文化扶贫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特殊呈现形式，同样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文化减贫规律的支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国家聚焦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短板和弱项，着眼贫困群众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了文化精准扶贫的十大行动模式。

（一）公共文化攻坚模式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基础差、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多。在贫困地区内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滞后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短板；在与东部先发地区的比较中，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建设、运行管理、人才队伍、服务效能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公共文化攻坚模式就是基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全面补齐补强贫困地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短板弱项，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脱贫攻坚期，国家针对83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统一实施《“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覆盖1.29万个乡镇（街道），14.2万个行政村，3.26亿人口，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欠账和建设短板进行了集中攻坚。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总体要求，建立自上而下、整体推动的工作机制。各地依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形成了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文化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各级政府把《规划纲要》落实情况作为政府督查督办事项，对实施进展、质量和成效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对下一级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原文化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对《规划纲要》实施情况进行了动态监测，适时开展了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

二是坚持精准施策。按照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对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资源、人才队伍等基本情况开展专项调查。各地普遍制定了以县为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施方案，形成可操作、可检查、可评估的工作计划、时间表和路线图。贫困地区未建成或未达标的县级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得到新建和改扩建，每个县配备1台用于图书借阅、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服务的流动文化车。

三是强化项目依托。《规划纲要》针对贫困地区重点实施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4个、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项目6个、增强公共文化发展活力项目2个、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项目2个、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5个、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项目3个、文化帮扶项目3个、推动群众脱贫致富项目2个。中宣部会同原文化部、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等部门实施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在贫困地区的每个乡镇按照“七个一”的标准建设1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分两批在全国共建设1万个乡村。实施“中西部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建设项目，对839个贫困县的乡镇文化站进行配置提升。

四是强化财政保障。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予以资金补助。针对国家安排的公益性文化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资金配套。通过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等项目和旅游发展基金，共投入42.96亿元，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国家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入284亿元，支持贫困地区新闻出版广电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较好改善了广大贫困地区尤其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设施条件。同时，各地强化了对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防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跑冒滴漏”，做到专款专用。

（二）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文化遗产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类型，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经济价值。受制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因素，贫困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总体上处于滞后状态，丰富的文化遗产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推进贫困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是厚植文化自信、盘活文化资源、升值文化资本、改善文化民生、发展文化经济的重要举措，实现了文化传承创新、资源保护利用、扩大就业增收的有机统一，是文化赋能精准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脱贫攻坚期，国家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为文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采取专项扶贫的形式对贫困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了集中帮扶，形成了文化精准扶贫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一是提高贫困地区文物保护水平。国家在贫困地区有重点地开展考古调查研究，将符合条件的遗址统筹纳入大遗址保护规划。将贫困地区文物保护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让文化保护赋能脱贫攻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传统村落文物保护项目，推动村落业态不断发展。高度重视、充分挖掘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发挥革命历史文物在红色旅游中的重要作用，带动贫困地区稳步脱贫。

二是提高贫困地区博物馆影响力。国家加大贫困地区文物征集与保护力度，实施博物馆改造提质专项工程，将更多博物馆纳入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打造了一批博物馆精品陈列。一些省级博物馆采用“流动博物馆”的形式开展服务，将展览、教育活动和文物专家送到贫困地区去。贫困地区博物馆的影响力因此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得到有效激活。

三是实施“非遗+扶贫”专项行动。强化对贫困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记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通过国家专项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予以重点倾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发展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18年起，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兼顾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支持各地特别是国家级贫困县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学习相关技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贫困地区有一定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的传统工艺项目被列入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得到重点支持。推动高校、企业和相关单位等多元主体在贫困地区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当地传统工艺企业和从业人员解决工艺难题，带动非遗传承人群增收致富。

四是推进贫困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国家对在贫困地区设立的省级以上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大倾斜力度，大力支持开展相关调查研究、规划编制、传习设施修缮、普及教育、宣传展示、推广交流等活动。2019年12月正式公布了包括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四川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在内的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

（三）艺术创作扶持模式

贫困地区艺术创造生产能力不足是文化贫困的重要方面。全国文化系统通过开展艺术教育、进行文艺志愿服务、培训贫困地区艺术老师等方式，探索出一系列文艺扶贫的新模式，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扶持扶贫题材艺术创作。国家实施“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创作提升计划”，支持各地积极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展主题作品创作。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以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会等艺术形式，记录和再现驻村第一书记的身影、扶贫工作队的日常、贫困家庭的奋斗、乡村建设的发展，展现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万众一心的奋斗状态和在富起来、美起来道路上的新风貌、新气象。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扶贫路上》、歌舞剧《大地颂歌》、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儿童剧《萤火虫姐弟历险记》、越剧《山海情深》、评剧《藏地彩虹》等成为扶贫题材艺术创作的典型代表。

二是实施院团对口帮扶计划。实施“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扶持发展工程”，支持国家院团和地方院团、东西部院团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结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央和省级直属院团与贫困地区基层文艺团体以框架协议形式推动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帮扶内容包括建立基层帮扶联系点、结合项目在基层联系点开展人才培养、帮扶培训和同台演出等帮扶工作、指导对口帮扶文艺院团的艺术创作、推动对口帮扶的少数民族优秀舞台艺术剧目走出去等。

三是实施贫困地区艺术培训。国家实施“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提升工程”，面向西部12省(区、市)实施“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原创剧目智力支持项目”。实施“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和艺术领域相关专业人员培训等项目，促进东、中、西部艺术人才交流合作，扶持贫困地区艺术人才队伍发展。中国文联印发《关于开展“文艺扶贫奔小康”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实施“文艺扶贫奔小康”志愿服务行动。

（四）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以欠发达地区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合理开发利用为核心，通过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等产业化行动，扩大贫困人口就业渠道和收入，促进区域文化振兴，形成了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一是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国家鼓励贫困地区依托各地民族特色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并受益的民族手工艺、民间演出、乡村文化旅游等，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群众就业增收、生态环境保护、特色民居保护等融合，建成了一批辐射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的文化产业项目。《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2014—2020年）》覆盖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贵州省毕节市，云南省楚雄州、迪庆州，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甘肃省甘南州，青海省黄南州等7个省（区）的11个市（州、地区）760多万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人口。走廊区域各省区在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美术、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四大重点领域增加值平均增速超过13.5%，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升。在优化民族文化产品和品牌培育、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等融合发展、带动就业创业、助力扶贫攻坚、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促进边疆贫困地区动漫等数字文化产品创作推广。2010年11月，文化部发起了“中国原创动漫推广计划”进边疆项目，先后在青海、西藏等地进行推广活动，主要通过优秀原创漫画展、优秀原创动漫作品捐赠、民族语译制、专家讲座等活动，支持边疆地区的原创动漫事业。脱贫攻坚期，国家在既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力度，扩大原创动漫推广活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覆盖面，鼓励当地文化企业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开发数字文化产品，支持跨地区产业合作并推动文化产业和多产业融合，极大地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动漫等数字文化产品创作能力，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支持贫困地区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国家鼓励贫困地区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2018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发布全国金融支持旅游扶贫重点项目推荐名单（计57个项目），作为推进旅游精准扶贫、落实配套优惠政策的核心和载体，有效缓解了企业和项目融资贵、融资难、融资慢等关键问题，一批开发建设水平高、精准扶贫机制实、经营管理发展好、示范带动效果强的旅游项目得以建成，发挥着促进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的牵引作用。

（五）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为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锁定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聚焦产业融合、创业就业、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乡村治理、创新提升等维度精准施策，形成了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乡村旅游扶贫工作机制和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一是坚持规划先行，做好顶层设计。国家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2016—2020年）》，带动了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旅游规划公益行动组织编制了765个旅游扶贫规划，特别是帮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240个重点村免费编制乡村旅游扶贫专项规划，同步开展规划实施指导、人员培训、旅游开发企业引进等工作。同时，各省对辖区内旅游扶贫重点村也开展了规划编制工作，指导贫困地区按照规划推进旅游项目。

二是推广典型示范，提供发展路径。各地充分发挥文旅融合优势，积极开展创意下乡活动，不断提升乡村的文化内涵。各地融合农区、园区和景区，融合生产生态生活，通过优化整合乡村资源，有效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的发展格局，为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脱贫致富找到了可行路径。国家开展旅游“万企万村”结对帮扶行动，推出280个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推广“景区带村、能人带户、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三是加强品牌建设，扩大市场影响。发展乡村旅游扶贫需要因地制宜，挖掘当地的特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品牌。推出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这其中225个都是贫困村。组织全国2000余家旅游企业，采取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旅游业，将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融入乡村社会场景中。贫困地区逐步形成了一批优质的乡村旅游品牌，如甘肃的田园诗画民俗风情之旅、山东的亲情沂蒙红色人文之旅等等。创新推出“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通过组织旅游专列，开展线上线下的推广活动，切实提升了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市场关注度和影响力。

四是加强资金保障，改善发展环境。国家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5亿元，支持了656个“三区三州”的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协调金融机构投放贷款近700亿元，持续改善乡村旅游发展环境，推动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点支持了500个景区带村旅游扶贫项目，重点支持与乡村旅游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信银行安排2000多亿元人民币资金，重点支持全国优选旅游项目、乡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和旅游特色小镇建设。

（六）数字技术赋能模式

信息文明时代，数字权利成为新的人权和文化权利的普遍内容，数字文化权利的满足和实现不仅是缩小城乡文化差距的根本手段，也是保持与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步伐同步的重要要求。全国上下以《网络扶贫行动计划》为依据，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信息技术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融合，开辟了文化扶贫的新境界。数字技术在扶贫工作的社会动员、资源投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救济保障、项目管理等环节，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领域，在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技能培训、创业发展、转移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形成了数字技术赋能的文化精准扶贫模式。

一是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贫困地区网络全覆盖。适合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特点和需求的移动APP，涵盖了社交、商务、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推广民族语言语音、视频技术研发成果，消除少数民族群众使用移动终端和信息服务时的语言障碍。到2020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达到99%，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9%。

二是实施农村电商工程。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建立扶贫网络博览会、推动互联网金融服务向贫困地区延伸等行动，极大地推动了贫困地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脱贫攻坚期，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电商和快递服务基本覆盖所有乡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到2019年达到1.7万亿元，电商的减贫效应明显。《2021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西部地区商家出售的非遗相关产品达80亿，同比增长超过30%，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和中部。全国贫困县商家在阿里零售平台售出非遗相关产品近30亿。过去两年，淘宝天猫非遗店铺中，年成交超过百万的店铺数量较两年前增长超过42%；在年成交超过百万的非遗店铺数量增幅排名中，前三位均来自西部地区。

三是实施网络扶智工程。树立“授人以渔”造血式扶贫理念，通过网络远程教育、网络技能培训、支持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返乡开展网络创业创新等行动，使贫困地区教育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贫困地区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宽带接入率大幅提高，出口带宽普遍达100Mbps以上，城乡学校数字鸿沟大幅度缩小。

四是实施信息服务工程。将“互联网+”思维融入脱贫攻坚，发挥信息基础技术服务扶贫工作的积极作用。建成“一省一中心、一县一平台、一乡（镇）一节点、一村一带头人、一户一终端、一人一档案、一支队伍”的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为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国家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横向实现了多部委的数据比对和交换，纵向实现与各省扶贫机构建档立卡数据整合与联动，推动着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为扶贫和脱贫的“精准性”助力。

五是实施网络公益工程。通过开展网络公益扶贫系列活动、实施贫困地区结对帮扶计划、打造网络公益扶贫品牌项目等行动，推动互联网与扶贫公益事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网络扶贫杠杆作用得以彰显，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网信企业和广大网民依托互联网平台将爱心和正能量传递给贫困群众，构建起人人参与的网络扶贫大格局。

（七）乡风文明铸魂模式

作为制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的文化因素，贫困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物质层面加大要素投入固然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文化层面的“扶智”“扶志”才是祛“穷病”、拔“穷根”的治本之策。2018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等13家中央机关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全国上下结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普遍开展了扶智扶志、移风易俗等活动，构建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形成了乡风文明铸魂的文化精准扶贫行动模式，为夺取脱贫攻坚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正向激励激发内生动力。致贫因素多种多样，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无疑是主要诱因，但绝不可忽视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邋遢懒惰、自暴自弃等主观因素的消极影响。贫困地区结合实际，针对性地开展文化帮扶活动，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例如，江西寻乌县大力开展治赌、治懒、治奢、治不孝、治愚五大治理，有效破除农村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凉山州布拖县推行积分制管理办法，常态开展“倡树新风·感恩奋进”评选表扬活动，县域内形成比学赶超浓厚氛围，极大地激发起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二是移风易俗排除脱贫阻力。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糟粕与现代市场经济弊病不当嫁接的影响，很多贫困地区染上了“天价彩礼”“薄养厚葬”的不良风气，不但导致大量劳动成果的浪费，而且出现“办事致贫”“人情致贫”等问题。各地党委政府直面问题，结合实际、发动群众、因势利导，稳步推进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的综合治理。例如，凉山州将婚丧嫁娶等相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成立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彝俗会等，组建村民文明劝导队等群众性监督组织，引导群众改变婚丧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陈规陋习，这些措施使婚丧嫁娶从“大办”变“简办”，因婚致贫的建档立卡户大幅减少。

三是互帮互助汇集致富合力。不少地方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壮大学雷锋志愿者队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脱贫攻坚实践有机结合，促进了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助推了团结互助、睦邻友好的风尚，取得了积极成效。湖南湘西州永顺县科皮村探索出“五树五建”扶志扶智帮扶载体，成立了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乡贤协会、禁毒禁赌会、文艺协会等群众自治组织，通过推行“互助五兴”基层治理，群众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内生动力越来越足，汇集脱贫致富的合力。

（八）文化交流互通模式

贫困地区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因素造成的交通、信息闭塞，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文化交流较少。在国家主导下，引导贫困地区深化对外文化交流是增强贫困地区文化自信、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激活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央文化部门引导下，贫困地区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不断提升文化内生活力，形成了文化交流互通的文化精准扶贫行动模式。

一是区域文化对口交流。强化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省区市之间的帮扶式协作。数据显示：北京“十三五”期间共安排文化援疆项目33个，援助资金6.65亿元；对口支援西藏拉萨市文化领域6个项目，资金约1亿元；浙江投入8532.5万元援助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图书馆建设等14个重点项目；上海市支援2097万元实施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达日县格萨尔文化展示保护中心等4个重点项目。

二是示范创建结对交流。国家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与贫困地区结对帮扶工作机制，让示范区建设成果辐射贫困地区。湖南岳阳市示范区积极承办“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暨区域文化联动培训活动，邀请相关文化专家、艺术学者和技术人才为西藏山南文化工作者授课指导，并邀请文化工作者前往各县市区参与各级文化部门组织的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专题讲座，交流两地文化工作相关经验。

三是推进汉藏文化交流。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现有服务基础，原文化部与四川、西藏、云南、青海、甘肃五省（区）联合推动实施了“汉藏文化交流项目”，将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模式延伸至少数民族地区，以数字化促进汉藏文化交流融合，提高藏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十三五”期间，原文化部安排100名藏区基层公共文化骨干到内地接受培训。

四是对外传播引荐交流。国家充分利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平台，支持贫困地区优秀文化资源走出国门，支持边境贫困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积极选派贫困地区优秀展演项目参与“欢乐春节”等文化交流活动。如2014—2019年，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先后出访意大利、马耳他、捷克、伊拉克、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开展“欢乐春节”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活动，对外展示了张家界魅力湘西少数民族文化。

（九）文化治理筑基模式

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推进区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贫困地区文化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治理的保障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文化市场体系发育不良、文化市场监管水平不高、文化执法能力不强等。国家针对贫困地区文化治理方面的短板和弱势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形成了文化治理筑基的文化精准扶贫行动模式。

一是开展贫困地区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贫困地区加大文化市场的日常巡查和执法办案力度，加强城镇营业性演出、互联网文化、娱乐场所、出版物等市场中违禁内容的重点监管，有效维护文化安全。在农村以庙会、集市为重点地区，以淫秽、色情、低俗演出为重点检查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市场检查和问题整治，对“三俗”作品形成了高压态势，为建立培育贫困地区健康的文化市场体系创造了条件。

二是提升贫困地区综合文化执法能力。国家实施贫困地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提升项目和2017—2020年中西部地区文化市场综合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加强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综合执法对口交流协作，培养一批贫困地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业务骨干。广东省组织珠三角地区与西藏、新疆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开展对口交流协作，通过以案代训、跟班驻训提升受援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

三是推进贫困地区上网服务转型升级。各地鼓励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上网服务场所与公共服务对接，一些网吧成为公共图书馆图书流通点和数字图书资源阅览站；一些上网服务场所积极发挥区位、场地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进入到电子商务领域，极大地提高了文化服务能力。贫困地区网吧+餐饮、网吧+棋牌娱乐、网吧+电子竞技、网吧+咖啡茶座、网吧+社区便民服务等“跨界”融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网服务行业的文化服务能力、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及群众文化消费潜力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十）人才建设固本模式

贫困地区文化发展最终靠队伍和人才。国家针对贫困地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的实际，通过系列帮扶措施，推进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人才队伍建设的文化精准扶贫行动模式。

一是实施“三区计划”文化人才专项。2013—2020年，国家实施《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实施方案〉的实施意见》（文人发〔2013〕1号）。截至2020年底，累计选派13.2万多名文化工作者到“三区”工作或者提供服务，为当地培养1万多名文化工作者。同时开展“订单式”人才支援工作，实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项目，组织面向贫困地区的培训班700多期。

二是实施贫困地区文化干部培训计划。从2017年开始，每年举办1期边境地区、新疆、新疆兵团、西藏文化管理干部培训班，以及西藏文化系统专业技术人才和组工干部培训班、5省区（甘青川滇藏）藏区文化管理干部培训班。在全国设立5个旅游扶贫培训基地，先后办了38期培训班，培训乡村旅游带头人超过8000人次。

三是实施文化科教扶贫兴边行动。在贫困地区推动开展科普宣传，推动贫困、边境地区数字文化旅游等业态发展，支持贫困群众利用文化科技创业致富。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改造升级，利用大数据、数字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提高服务效能。扶持贫困地区艺术研究院所建设，借助全国和区域性产教对话平台，促进艺术院团、园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贫困、边境地区人才培养。在边境、贫困地区建立文体志愿者组织机构，广泛开展文化体育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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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主要通过发展公共文化、保障文化权益以缓解文化贫困，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经济以缓解物质贫困，推进文化赋能、提升就业素质以缓解能力贫困，改善文化治理、释放文化活力以缓解权利贫困，调适文化心理、消解贫困文化以缓解精神贫困，优化文化布局、促进文化联动以推进区域振兴来释放综合性的减贫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扶贫工作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对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短板和弱项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精准化识别，在“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下，采取了针对性的十大行动模式，文化减贫效应得到有效释放，文化精准扶贫事业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就。

（一）公共文化短板得以补齐

到2020年底，脱贫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整体上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制约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破解，脱贫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高。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成。市（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设施网络体系得以建成，固定场馆、流动设施和数字服务匹配合理，全面有效覆盖脱贫群众。《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报》（2021年2月25日）显示，国家贫困县中，有公共图书馆的县比重达98.1%，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比重达99.4%，有图书室或文化站的行政村比重达98.9%。

二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标准化供给。建设标准化成为推进均等化的重要途径。随着“两馆一站”达标建设在全国范围的普遍开展，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种类、数量和水平全部达到《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的要求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实施标准。通过查漏补缺，脱贫地区初步建成灵活机动、覆盖广泛的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网络，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

三是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在国家公共设施场馆免费开放资金的保障下，脱贫地区的公共文化机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实现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积极担当精准扶贫责任，拓展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明显提高。一些乡镇文化站成为“非遗+扶贫”的实训基地，成为剩余劳动力从事乡村旅游业的培训基地。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力度不断加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积极对接农村电商，给群众提供上网服务等，真正成为凝聚脱贫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升综合素质的公共文化空间。

四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切实加强。文化精准扶贫期间，国家出台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乡村振兴法》三部重要法律，对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匹配进行了说明，相关责任更加明晰，对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的财政和人才队伍保障等做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三部法律对国家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脱贫）地区的文化建设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成为脱贫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法治保障。

五是脱贫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增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通了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极大地增强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随着脱贫地区流动服务、数字化服务的深入，公共文化机构总分馆、法人治理结构等改革的推进，特别是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体系中，群众需求表达机制和效能评价机制基本建立，脱贫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适应性更强，脱贫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更高。

（二）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激活

贫困地区集中推动艺术创作生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乡村旅游开发等文化扶贫活动，极大地激活了脱贫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增添了发展动能、激励了发展自信，为消除绝对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一是文化旅游资源成为重要脱贫资源。贫困地区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把当地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如依托民间特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发展特色手工艺品制作、传统文化展示表演和乡村文化旅游，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彰显出重要的经济价值。

二是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贫困地区的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受到重视，一些博物馆得到改造升级，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纳入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脱贫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凭着深厚的文化文物资源优势，日渐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热点。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生产中。贫困地区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有效拉动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非遗+扶贫”“传统工艺振兴”等成为文化扶贫的重要抓手。截至2020年6月，全国设立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过2000所，带动非遗项目超过2200个，培训了将近18万人，带动将近50万人就业，带动了20多万贫困户的脱贫。

（三）文化产业实现长足发展

贫困地区极为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高度契合，具备依托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优越条件。在文化产业培育模式推动下，贫困地区的文化产业整体上实现了长足发展。

一是县域文化产业普遍实现从无到有的重大转变。在国家产业扶贫政策指引下，贫困县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一些贫困县的文化产业从无到有，甚至发展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成为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在25个省、区、市设立的乡村旅游扶贫监测点数据显示，2019年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33.3%，监测点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就业贡献度达30.6%。

二是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开始呈现集群化的发展态势。一批具有富民效应和示范效应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和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得以建成。“十三五”期间，凉山州打造出了大凉山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凉山南红玛瑙城、彝族服饰、彝族银饰、彝族漆器、火把文化产业园和德昌傈僳水寨—傈僳族风情文化博览园等七个文化产业集聚区。统计公报显示，到2019年湘西州建成旅游等级景区(点)35个，其中4A级以上景区(点)12个，全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26亿元，增长20.3%；旅游创汇收入5860.2万美元，增长7.8%。

三是文化产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拓展了空间。在新发展阶段，脱贫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强，文化资源优势对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更加突出，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客观上成为促进“内循环”的关键抓手。

（四）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使脱贫群众不仅在物质上彻底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同时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勇气。脱贫地区总体上形成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社会文明程度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提升。

一是沿袭数千年的贫困文化生态得到结构性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脱贫群众“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的氛围日渐浓厚；农耕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珍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意识增强；乡村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农民人情支出负担明显减轻。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奋发向上的精气神得以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逐步深入人心，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得到广泛弘扬。

二是乡风文明建设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贫困地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刚性约束，推进法律法规具体化，建立起推进移风易俗的有效工作机制。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把推动革除婚丧陋习、抵制天价彩礼、解决孝道式微等问题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各地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依托，发挥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载体作用。基层普遍建立起红白理事会等自治机构，村规民约、文明公约等制度普遍建立，移风易俗各项工作逐步落到实处。

三是现代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后，脱贫地区群众既有摆脱物质贫困的“面子”，更有追求精神富裕的“里子”。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引领，以及持续开展改水、改厕、改厨、改圈等人居环境整治，脱贫群众的生活空间、生活实践和生活观念整体朝着现代化方向提升，现代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变为文化生活的主流，成为汇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精神力量的重要渠道。

（五）文化治理能力得到提高

文化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在自上而下体系化帮扶下，脱贫地区的文化治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一是基层人才队伍得到加强。贫困地区纷纷出台过硬举措，聚焦基层文化人才的挖掘培养与管理使用，使其蕴藏的活力被很好地激发出来。各地结合基层文化人才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农村文化人才教育培训新机制，不断提高人才能力素质。截至2020年底，脱贫地区农村基层文化人才匮乏的现状得到扭转，农村本土文化人才受到重视，民间文艺团体得到扶持，农村文化骨干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力量。

二是文化改革发展取得突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管理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文化“大部门制”有效整合了管理资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得以完成，培养了一批贫困地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业务骨干。公共文化机构内部管理体制健全，法人治理机构基本建成，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初步建立并推广，农家书屋被逐步纳入到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能力和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力度明显增强。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一些服务效能不高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被专业文化机构托管，为基层提供专业的文化服务。

三是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得到加强。贫困地区强化了文化市场监管力量，一度存在的非法宗教活动，庙会、集市上的淫秽、色情、低俗演出活动等危害文化安全的问题受到重视和集中整治，营业性演出、互联网文化、娱乐场所、出版物等市场得到有效监管，文化市场日常巡查和执法办案机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在东西扶贫协作、上级文化部门指导等机制下，文化市场监管的理念、手段、方法等得到较大的改善，脱贫地区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六）文化帮扶机制更加完善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有效的文化帮扶机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文化振兴，以及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文化帮扶都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一是文化嵌入机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推进中，脱贫地区着力在思想认识上、教育培训上和思想道德建设上下功夫，以期从根本上拔掉“穷根子”。文化帮扶客观上已经嵌入到发展教育扶贫、发展生产脱贫、生态补偿脱贫、易地扶贫搬迁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的方方面面。

二是结对帮扶机制。针对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实际，各地采取合作共建、结对帮扶等形式，建立起国家和省级文化单位、全国文化先进单位（文化先进县、市、区）、本省区域内发达市（县）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结对帮扶工作机制，确保每个县都有对口帮扶单位，对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帮扶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是区域联动机制。国家确立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般都是跨省（市、区）交界地带，地域文化、贫困状况的同质性与行政区划的分割性形成对比，为了顺应文化发展规律，在实践中探索出了毗邻市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作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业布局、区域文化品牌、文化人才培养等协同共建。区域联动机制的探索为新发展阶段以区域文化框架、文化协定、文化规划、文化行动等系统化政策模式推动区域文化振兴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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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准扶贫既具有扶贫开发性质，又具有文化建设性质。八年多时间的文化精准扶贫不仅仅间接服务于物质脱贫，而且直接作用于文化脱贫，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亮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特点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热点，形成了坚持“七个统一”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不仅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期间的文化帮扶，以及新征程上实施相对贫困治理、推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都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为如何发挥文化建设在人类减贫事业中的作用提供了中国经验。

（一）坚持文化帮扶与物质帮扶相统一

坚持文化帮扶与物质帮扶相统一既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基本法则，也是推进文化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从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来看，文化帮扶必须服从、服务于贫困地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通过文化的经济功能挖掘经济增长点、扩大困难群众的收入；通过文化“扶智”“扶志”的育人功能，提高贫困群众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从文化扶贫的方式看，坐而论道式的说教难以达到帮扶的效果，只有让文化帮扶与物质帮扶相结合，让文化帮扶渗透、融合于物质帮扶的方方面面，才能在困难群众的获得感中彰显文化帮扶的积极成效。从文化帮扶的抓手看，文化基础设施短板补齐后，文化扶贫很容易陷入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只有实现与物质帮扶相结合才能突破文化帮扶的“天花板”问题，通过跨界融合帮扶实现文化帮扶新的突破。

（二）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统一

文化帮扶是一项体系化的系统工程，坚持政府主导是确保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深入推进文化精准扶贫的客观需要。同时，文化帮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对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不能让政府唱独角戏。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统一是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文化内生动力的必要条件。要发挥好基层党支部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体作用，发挥好基层文化骨干、民间文艺团体的积极作用，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一起建设文化。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统一是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行为、动员民间闲散资源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实施文化志愿服务深化文化惠民项目落地见效，通过文化领域PPP项目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身贫困地区文化建设，通过实施税收减免等机制动员国家第三次分配更多地投入到脱贫地区文化建设领域。

（三）坚持区域视野与精准帮扶相统一

在文化精准扶贫中，除了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之外，还注重从区域层面谋划文化发展，始终坚持区域适应与精准帮扶相统一。一方面，文化的贫困往往超越一家一户，具有明显的区域生态特征，只有区域文化生态得到了改善，一家一户的文化贫困面貌才能得到改善。而在具体的文化帮扶行动中，只有树立精准意识，明确帮扶谁、谁来帮、帮什么、如何帮等关键环节，才能提高文化帮扶的效能。另一方面，文化帮扶具有公共性特征，一些帮扶项目在绝对贫困状态下还算不上贫困个体的必需品，但对一个贫困区域而言，却是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需品。只有树立区域意识，在贫困区域内统筹谋划、配置资源，才能发挥其公共效应，达到最佳的帮扶效果。

（四）坚持供给引导与需求导向相统一

文化帮扶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不同于物质帮扶那样直观，其减贫效应的释放程度取决于文化帮扶供给与文化帮扶需求的适应性。文化精准扶贫推进中，通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查漏补缺，建构起了脱贫地区基层群众的现代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发展挖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形成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巨大增量，这些对既有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产生了冲击，而其引导作用的实现程度则最终取决于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对相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接受程度。必须坚持供给引导与需求导向相统一，通过完善帮扶机制实现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文化帮扶需求的精准把握。基于贫困地区人文地理和发展基础相差较大、各地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的实际，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供给引导与需求导向的有机统一，采取多种灵活的行动模式。

（五）坚持深耕细作与跨界融合相统一

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短板。文化精准扶贫实践中之所以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扶贫方式上实现了坚持深耕细作与跨界融合的统一。所谓深耕细作，指的是要坚持国家减贫体系中的文化本位，科学把握文化扶贫的特殊规律性，按照文化建设的逻辑实施文化精准扶贫。所谓跨界融合指的是要充分把握文化扶贫的浸润性特性，在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教育、文化与产业等的融合上做文章，在跨界融合中开拓文化帮扶的新境界，推进整个减贫体系效能的释放。

（六）坚持外援助力与内生动力相统一

相对于物质扶贫，文化扶贫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让建档立卡贫困户树立起摆脱贫困的信心和决心、追求美好生活的雄心和志向。在积极争取外援助力的同时，要在“扶智”方面大做文章，强化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提升贫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贫困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要着力提升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激发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文化事业的文化主动精神和文化创新意识。坚持外援助力与内生动力相统一，极大地提高了文化精准扶贫的效能，推动各地形成了脱贫地区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

（七）坚持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相统一

没有文化的发展，难有持久的文化安全；没有文化的安全，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坚持文化发展，就是要集中资源，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要求补齐贫困地区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短板；就是要依托文化资源，让贫困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活”起来，推动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就是要聚焦文化惠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贫困地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多。坚持文化安全，就是要牢固树立意识形态阵地意识，掌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话语权，要在消除绝对贫困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积极防范、主动化解风险，确保文化遗产标本、中华文化基因不被破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