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荣:以乡村经营新视野探索共富新路径

钱文荣（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3年，习近平同志从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实际出发，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浙江“千万工程”，并以此为龙头，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年来，“千万工程”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的精神为指引，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从以“乡村建设”为主，到“乡村建设与乡村经营”并重，并不断提升“乡村经营”的比重和水平，让浙江千万乡村蝶变为美丽乡村，继而迸发出美丽经济的强劲活力，造就了“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美好图景。

人类需要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此，人与自然和解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开发利用自然，但人类在索取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要创造实现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条件，将自然保护融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和解的理念要求在乡村建设中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浙江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严重破坏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局面。2003年启动的“千万工程”从环境整治起步，为扭转这种局面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如何在环境整治中平衡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

乡村经营是实现“千万工程”中环境整治与经济发展平衡的纽带。乡村经营是指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多元经营主体根据乡村功能对乡村环境的要求，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政策，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乡村各种可经营资源进行市场运作，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等途径，将社区公共品转化为市场品，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通过乡村经营可以把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经济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为环境整治中的基础设施维护和可持续利用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也为进一步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最终实现乡村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乡村功能的提升，以及乡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视察宁波湾底村时指出，要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千万工程”实施的两个结合，即“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把改善村落村貌与发展生产、富裕农民结合起来”。这一富有远见的倡导，成为浙江“千万工程”的重要指导思想，把村庄整治过程变成了开发利用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的过程，让更多的村庄成为了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自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浙江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农村环境脏乱差非常突出，呈现“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景象；农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乡村经营的需求并不迫切。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1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最迫切，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最艰巨，改变农村面貌的任务最繁重。因此，2003年启动的“千万工程”从以消灭垃圾村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推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覆盖、辐射。

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为乡村经营奠定了基础。“千万工程”持续推进，浙江农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变，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市民向往的休闲旅游乐园。节假日自驾到乡村休闲观光、放松身心逐渐成为大家共同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千万工程”为乡村经营、建设富丽乡村创造了良好条件。

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也对乡村经营提出了高要求。“千万工程”实施中，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如何让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让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通过乡村经营，可以很好地发掘乡村资源、激活多元价值，从而推动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高水平的乡村经营是“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达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在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浙江的乡村经营呈现出良好势头并不断深化。

一是经营主体日渐多元。2020年，“强村公司”正式被写入浙江省委、省政府文件，截至目前，全省已成立2278家强村公司，并由此带来了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乡村创客”已渐成主流，他们身份各异，有的是设计师出身，有的来自高校、媒体、律师行业，也有在外创业成功的返乡“乡贤”。他们不仅带来团队、资本、信息，也带来各种畅想：用文创、休闲、旅游、养生、运动、培训等，给乡村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二是经营模式不断创新。全省各地对经营模式的探索成果丰硕，余杭区通过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激活村庄发展潜力；临安区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运营公司，推动村落景区化运营；绍兴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开展整村性、系统化、多维度经营；嘉兴市将村一级用地指标进行统一归集，实行“飞地抱团”发展；温台地区利用民企发达的优势，创新乡贤参与村庄建设与运营的模式……各地各显神通，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为乡村经营打开了新思路、积累了新经验。

三是党建引领组团发展。在党建引领下，乡村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进行资源整合、抱团发展，发挥出1+1>2的效果。

四是品牌乡村大量涌现。各地抓住品牌化核心，提炼价值、突出个性、彰显形象，涌现出诸如红色旅游村淳安下姜村、安吉余村；特色产业村余杭永安村、绍兴棠隶村；历史文化村落浦江新光村、武义坛头村；特色文化村落上虞晋生村、越城坝头山村；生态优势村落余杭小古城村、天台后岸村等大量具有差异化特征的品牌乡村，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多年努力，浙江的乡村经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并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的良性发展。通过发展景区经营、物业经营和配套服务等产业，村级集体经济年总收入20万元以下、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下的行政村全面消除，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超过50%。全省村级集体总资产8800亿元，占全国十分之一强。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乡村整治与建设中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持续动力。

20年来，全省先后投入2000亿元用于村庄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已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示范乡镇724个、风景线743条、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光、一县一品牌”的浙江美丽大花园，乡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进入新阶段，我们需要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以高水平的“乡村经营”推动高质量“富丽乡村”建设，以进一步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自豪感。

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乡村经营是村庄社会化服务与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的专业化运作方式，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乡村经营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并通过宣传发动在全社会形成乡村经营的良好氛围。

二要创新政策，形成体系。积极创造条件，出台系列支持政策；更好地发挥政府建设资金的作用，在政府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中，增加衡量业态培育发展方面的指标，让前期建设与后期运营紧密结合；加快制定乡村经营的地方标准，对乡村经营进行规范引导。

三要引育人才，强化支撑。乡村经营人才不仅要具备组织管理与沟通协调、资源分析与整合、产品营销与品牌策划、产业策划经营与业态招商、资金运营管理、建设工程管理、新媒体及电子商务运营、数字乡村建设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而且要具备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情怀。因此，要整合分散在农业农村、文化旅游、人事劳动等各个部门的资源，在教材编写、师资建设、方式创新、成果验收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结合“绿领”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乡村经营人才；引导大学毕业生、乡贤能人、企业家等乡村人才到乡村经营领域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完善人才服务乡村的激励机制和乡村经营人才评价制度体系，为人才干事创业提供条件。

四要推动品牌经营，数字赋能。要引进专业机构，挖掘在地文化，系统制订品牌化经营规划，就乡镇（街道）、组团、重点村等进行个性化、差异化定位，有序展开包装、推广、传播，避免重复，引领创新，最终形成县域与镇街、组团、乡村之间科学的品牌矩阵，构成各具鲜明特色而又相互赋能的经营格局；通过数据分析、数字挖掘，打造治理、服务、产业和运营四位一体的智慧化平台，实现数据共建共享。（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浙江日报》理论周刊 202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