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陈文胜:城镇化的中国奇迹与待解之题

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用三十多年的最快速度，就在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13亿多人口大国，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形成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发展奇迹。人类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壮观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大变局。

作为现代化成就的根本标志，中国在2007年超越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使农业中国全面进入工业中国时代。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19881个。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7.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从17.9%上升到52.6%，有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３亿多农民变成市民。数以亿计不断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进入城市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乡村中国进入了城镇中国的窗口期。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是两千年以来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让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变化的最好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变革，使中国13亿多人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被公认为“中国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  

“中国道路”是由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开创的，体现中国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命运，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林毅夫就认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成为世界潮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他们出现的情形，正好跟我们相反”。同样是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改革前，而危机发生频率高于改革前，被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正如邓小平在生前就指出，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让世界瞩目，足以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这是邓小平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的最后嘱托。

邓小平认为，在前进的道路上要防止倒退，“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其中最关键的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全面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李光耀早在1991年就预言：“再过20年，中国就可能不同了，因为邓小平把中国推向前，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转折点的确在于邓小平。他已经打开了窗，不可能把窗再关起来。”邓小平带领古老的中国，实现了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进入了以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题。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改革计划经济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进程，所谓姓“资”姓“社”的争论也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南方谈话”到今天都未能得到最终解决，如何破解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与改革不得不触动公有制的矛盾，是待解之题。

当年面对普遍贫困的中国，在邓小平生前的时代首先必须致力于解决“发展的问题”，自邓小平去世后已经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而生产力水平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仍然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而且同时要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起来的问题”，如何破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的矛盾，是待解之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怎样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缺乏系统论述，如何吸取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发展目标脱离国情国力成为不受约束的长官意志这样不断反复折腾的历史教训，全面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效发挥政府的职能与限制政府权力，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而破解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是待解之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且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体系；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受益者，对国际市场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规则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如何破解被迫开放和自主开放之间的矛盾，是待解之题。

但无论如何，只有使改革的社会收益始终大于改革的社会成本，才可能不断凝聚新的社会共识，才可能持续推进与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中国道路”。

(来源：乡村发现转自：陈文胜著《论中国乡村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