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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系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中美两国政府高层日前突然宣布成立经济金融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在当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甚至是剑拨弩张的大氛围下，该举措让市场觉得有点猝不及防，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中美之间突然如此亲密的举措，到底发生了什么？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该如何解读？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如果熟悉中美恩怨分合史，就应该记住双方高层都认可的一句话“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之前蜜月期的时候，两国的合作自然而又亲密，不需要成立什么工作组。今天突然成立专门的组织，很可能是由两国面临的共同压力倒逼的。就现在的局势来看，或者更加严重的说，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当前很可能处于失控甚至是崩溃的边缘，后果对双方来说都很难承受。由于中美之间现在正常的沟通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干扰，因此必须成立专门工作组。过去四十年建立的中美经济贸易大循环，对全球来说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产业链和总供给曲线。六亿多年轻劳动力突然加入到全球总供给函数里，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推动了总供给曲线的右移，制造了近半个世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年代。而对中美两国来说，中美大循环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两国通过产能与债务空间互补和对冲，以提高彼此的逆周期调节能力，从而在双方周期错位时相互“补位”，共同渡过难关。次贷危机发生后如此，疫情危机发生后也如此。可以说，中美大循环的建立，是全球化视角以空间换时间的典范，充分体现了亚当斯密主张的“专业分工合作提高人类福祉”这一古典命题。然而由于国家间的分工贸易毕竟不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循环过程中也长期积累了巨大的矛盾。中美经贸大循环一直存在着“双失衡”问题，中国长期的单向顺差引发了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特朗普在美国如惊雷般横空出世，中美贸易战打响。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大肆印钞刺激需求，从中国大量进口商品物资，中美经常账户顺差再创历史新高，贸易失衡问题更加严重。再加上战争引发的“新冷战”，美左派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国家主义的盛行。最近一年多美国相继出台芯片法案、通胀法案，意在产业链层面与中国脱钩，以稳定自己的供应链体系。中国也在寻求更加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过去一年多，中美两国似乎都开始企图构建自己独立的内循环系统，以便最大幅度的降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但就当前的效果来看，这些努力遇到的阻力比双方想象的都要大。两国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债务问题和物价波动，只不过一个是“联邦政府债务危机+通货膨胀”，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通货紧缩”。美国政府债务已经突破32万亿美元，如果本月无法就预算问题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很可能就面临关门的风险，很多公共事业项目也会面临中止。历史上罕见的出现世界三大评级公司都对美国政府信用评级进行下调或关注的现象，也充分表明了美国债务的严重性。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当前美国通胀依然居高不下，导致美国新增债务成本不断攀升，联邦基准利率达到5.5%的高位，连带住房按揭利率达到7%的高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存量低息债务逐渐被增量高息债务替代，债务危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何时发生很难预测）。中国当前面临着房地产与地方债两头灰犀牛的夹击。房地产市场调整了两年，当前依然还在动态探底，房地产投资和新拿地面积继续大幅下跌，导致土地拍卖市场进入冬天，引发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赤字压力和流动性紧张。与此同时，由于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受损，结构性改革和行业治理造成一轮轮降薪潮，整个总需求不断收缩。再叠加外循环不景气带来的产能过剩，整个需求收缩态势愈演愈烈。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中美经贸大循环，因为不断累积的双失衡等长期矛盾，俄乌战争、地缘冲突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短期问题遭到了严重破坏，两国也正因此付出较大的代价。在货币-债务大循环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债券持有国，最近几年不断减持美债加剧了美国债务的压力；中国企业到美国融资，也因为监管理念和体系的差异，遭到巨大的挫折，美国投向中国市场的资金也在大幅外流，造成中国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可以说中美任意一国经济金融发生危机，对原本脆弱的对方乃至全球经济体系来说都是很难承受。两国之间迫切需要在金融合作方面重建和完善更加畅通的合作机制。在商品-技术大循环方面，中国原先作为美国第一进口大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稳定了其通货膨胀；中国也通过模仿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以及美国的大市场，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最近一年，美国一直在降低中国进口份额，中国已经从美第一进口大国变成了第四。同时，美对中国的芯片等关键技术的制裁，也加剧了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不稳定性。这种“脱钩”提高了美国成本压力，间接加剧了通货膨胀；中国的外需急剧缩小，双循环遭到压制，内需一时半会消化不了，形成了通货紧缩。这就是当下全球经济最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美国通胀、中国通缩”同时发生。按理说，如果中美之间能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的话，这个问题肯定不会存在。因为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机制会形成一个一致的均衡，不会出现一个地方价格不断上涨，另一个地方价格不断下跌的局面。然而事实上是，中美之间的“大市场”不仅没有“统一”，而且还在脱钩断链中变的更加支离破碎，危若累卵。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中美经济金融层面的脱钩，正在引发一系列重大深层次宏观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全球过去近半个世纪的低通胀时代行将结束，各国央行需要再次进入“防通胀攻坚战”的“古典时代”，甚至是回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年代。而中国也很可能在经历周期性通缩之后，由于需求曲线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压力下萎缩左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和资本卡脖子也左移，从而进入漫长的结构性滞胀时间。对于美国来说，长期通胀带来的后果将是巨大的，其政治体制也是很难承受的。虽然巨高不下的通胀从统计指标上看，主要是住房、人工服务等不可贸易品价格的上涨带来的。但是商品市场和国内服务贸易紧密联系，人工服务价格的提高与日常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中美经贸脱钩对美国当前顽固又危险的通货膨胀也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通胀猛于虎。治理通胀，一般来说主要是管理需求，即管住货币量和利率。这对于一个没有结构性变化、产出弹性较大、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系可以这样，但是对于供给曲线依赖于全球化产业链，当产业链因为各种结构性因素变的不再那么精细和富有弹性的时候，仅仅治理需求端、货币端是不够的。政策当局必须审视通货膨胀发生的供给侧原因。最近一段时间，美联储史无前例的暴力加息但是并没有完全将通胀消灭，想必是引发了美联储官员关于通胀问题供给侧的反思。我在今年年初《[color=var(--weui-LINK)]赵建：去俄化与去中化导致全球总供给曲线左移，战争与滞胀新常态将带来漫长熊市》中已经警告：如果全球化通过贸易和金融制裁将能源大国俄罗斯排除在外，通过全球产业链重构与转移将人口大国中国排除在外，全球就很可能进入一个由成本曲线推升的“超级滞胀陷阱”。如果想要规避这个陷阱，别无他法，只能是重建基于分工合作的精致全球化体系——今天全球产业链正变得越来越粗陋，正在让世界付出越来越高的原本没必要的代价。或许考虑到此，中美之间成立经济金融工作组，以便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畅通停滞已久的中美经贸对话沟通机制。虽然在当前已经被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深层因素严重污染下，中美关系出现巨大的裂缝，但是两国仍然在为维护最后的底线而努力。不管效果如何，信号的指向是好的，投资者应该赋予更加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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