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圣伟等：“大国小农”：基本特征与实现路径

[color=rgba(0, 0, 0, 0.9)]“大国小农”建设农业强国在实践层面少有先例，在理论层面也有待建立一致性、系统性的共识。关于小农模式如何才能建成农业强国，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有如日本这样的发达小农经济国家，能否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强国，也存在不少争议。小农模式建设农业强国的挑战，与小农户在人力资本积累、组织化程度、技术采纳能力、与现代市场衔接等方面的短板是分不开的。我国是一个以小农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发展中大国，基础制度、资源禀赋既有别于日韩等东亚小农国家，也不同于欧美国家，这决定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大国小农”国情农情的现代农业强国之路。我国现代农业强国建设道路，必将开辟全球农业强国建设新路径，彰显独特的世界意义。本文基于对小农模式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和实践考察，重点阐述了我国“大国小农”农业强国道路的特征要求与实现路径。

[color=rgba(0, 0, 0, 0.9)]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小农能否存续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基于小农模式推进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也是经验和教训并存。小农模式下能否建成农业强国，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color=rgba(0, 0, 0, 0.9)]小农理论中关于小农命运的论争由来已久。现有小农衰亡论大多都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即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不充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下的劳动分工深化和资本积累必将吞噬小农经济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将小农生产视作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认为小农土地所有制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集聚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2,因此小农消亡具有必然性。依据小农衰亡论，农业强国建设很难依靠小农模式，而应该主要依赖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的大农场主。但是，小农衰亡论从一开始就面临小农合理论的抗争，以西斯蒙第、穆勒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小农经营是最理想的财富创造形式，有利于激发小农户的劳动热情和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实现社会稳定，缩小社会贫富差距3。现实中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也让众多学者反思小农模式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舒尔茨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提出了“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小农户具有经济理性，会用自己所能支配的技术状态来实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生产力，所以传统小农模式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比较少见4。当前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也发现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呈现反向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或传统农业国家中小农模式更有效率具有普遍性5。

[color=rgba(0, 0, 0, 0.9)]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小农模式即便拥有适用于传统农业的高效率特性，也无法排除其不能有效匹配现代农业发展的可能性，“亦工亦农”小农家庭已呈现出萎缩型再生产特征6,难以有效支撑农业强国建设。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小农改造论”。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代的小农已经与传统封闭小农不同，深入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体系中，这种社会化的小农大大提高了其现代适应能力7。另一方面，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农具有非常大的可改造空间，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就提出使传统农业获得并有效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⑧4,黄宗智更是提出农业产、加、销一体化，完全可以通过小农户联合起来实现8。

[color=rgba(0, 0, 0, 0.9)]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强国建设，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因此，现代语境下的“小农改造论”更具现实意义，即在正视小农户蕴含的生产力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小农户的社会化、组织化、科技化、市场化改造，加快推动小农户现代化转型，并寻求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现代农业元素形成生产力联合9,使现代化改造后小农模式也可以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形式，有效支撑农业强国建设。

[color=rgba(0, 0, 0, 0.9)]纵观全球，日本作为东亚小农模式的代表，值得进行全面考察和论证。日本是否为农业强国，关键是看日本是否符合农业强国的评价标准。目前，国内学者对世界农业强国评价标准进行了充分讨论(见表1),共同认可程度较高的世界农业强国特征可以概况为“五强”,即供给保障强、科技创新强、产业体系强、国际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按此标准，日本在农机、种业等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全球领先，也通过六次产业化和农协的组织化形成了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环境保全型农业和有机农业更是走在世界前列，不过日本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低。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度日本按照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仅为38%。同时，日本农业生产成本高，国产农产品竞争力较弱，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所以，日本在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方面达到了世界农业强国标准，供给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相对较弱。但是，与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农业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不同，日本人均农业资源相对贫乏的客观现实是造成其农产品自给率和贸易上劣势的根本原因，不能因此就将日本排除在农业强国之外，反而还要重视类似日本这样资源禀赋贫乏国家探索形成的与欧美农业强国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①10。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倾向于将日本归入强调土地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的精细化农业强国②11,或者属于初级农产品生产能力有限，但在高附加值农业及关联产业中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特色型农业强国③12。

[color=rgba(0, 0, 0, 0.9)]日本精细或特色农业强国建设探索，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中日两国在经济体量、政治社会体制、国际影响力以及农业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强国建设必然有别于日本，需要立足“大国小农”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路径。

[color=rgba(0, 0, 0, 0.9)]“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决定我国农业强国建设道路既不同于日韩等东亚小农国家，也不同于欧美国家，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

[color=rgba(0, 0, 0, 0.9)]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⑩13。在制度体系中，基本制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决定性影响。一个国家遵循什么样的逻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路径来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与自身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基础制度密不可分。从全球范围看，国外农业强国建设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完成的，而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去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建设农业强国不能突破的底线，也是最大的特色所在。历史实践表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其超强的适应性和发展性，具有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础性制度优势，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由此，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去谋划推进，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稳定“分”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统”的功能，彰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道路的制度自信。

[color=rgba(0, 0, 0, 0.9)]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由于发展约束条件不同，在发展路径上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国经济发展具有内源特征，往往采取以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14。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建设农业强国既不能掠夺别国，也不能依靠别国支援、依赖国际资源，必须立足国内、走内源型发展道路。走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强国之路，最突出的要求是立足国内解决好吃饭问题。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农产品需求的现实，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只有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农业强国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在吃饭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受制约人，就谈不上是农业强国。因此，尽管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是多元的，但不论从那方面看，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都是头等大事。不管农业强国建设到什么程度，保证粮食安全都是基本底线。只要粮食不出大的问题，建设农业强国就有基础和底气。

[color=rgba(0, 0, 0, 0.9)]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必须回答好“为了谁”“依靠谁”“谁来共享发展成果”等根本性问题。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面，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末，我国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占农业经营户的比重不到2%;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同时，我国农业资源贫乏，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也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农业强国建设模式，往往带来贫富分化、小农户破产甚至消亡。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必须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以农民为主体，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创新农业组织模式，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充分参与农业强国建设，决不能排斥甚至剥削小农户。由此，衡量农业强不强，还要看对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动能力强不强，农民能不能充分分享农业强国建设带来的好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color=rgba(0, 0, 0, 0.9)]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主要得益于优良的农业传统和农耕文化。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在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但客观地看，在过去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耕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逐渐淡化，农耕文化价值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人们，在享受现代城市文化带来的富足、文明与进步的同时，其内心也承受着文化冲突与价值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15。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乡村振兴的持续精神力量，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文化滋养和力量之源，也将是中国农业强国道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色所在。为此，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必须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系统挖掘农耕文化深层价值，既从农耕文明中汲取养分，也通过建设农业强国赓续农耕文明。

[color=rgba(0, 0, 0, 0.9)]不能长期存续的农业必然不是现代农业，农业强国的农业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如何在农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避免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是建设农业强国普遍面临的难题。西方一些国家推进的农业现代化，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实现的，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我国过去靠透支资源环境换取农业产出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土壤质量退化、水土污染、过度开垦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继续走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发展模式行不通，资源环境也不可承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较弱的实际，也是对西方农业强国建设模式的超越。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是自然系统的生态循环与生产领域的生产循环以及生活领域的消费循环耦合的超循环16,突出表现为农业发展方式全面绿色化、低碳化，生态低碳农业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形态，农业资源利用率高，或能够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取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并保持可持续增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幅提升。

[color=rgba(0, 0, 0, 0.9)]我国农业强国建设道路既要克服小农模式固有的普遍性缺陷，还面临我国特殊国情农情的矛盾张力和不利因素制约，以及未来农业强国建设道路上的诸多外部挑战。

[color=rgba(0, 0, 0, 0.9)]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重大制度创新，但实践中客观存在“分多统少”“统弱分强”的问题。近年来，政策层面开始重新审视并加强农村经济“统”的功能，大力扶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等，但小规模家庭分散经营依然占据主流。2022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已经达到220万个以上，但仍有超过一半农户未加入农民合作社，大部分合作社成员规模小，带动能力低下，市场影响力小17,缺乏科学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大户控制情况比较普遍，小农户成员受益不够18。尽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大部分村庄缺乏经营性资产，2020年全国45.6%的村集体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我国以分散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日本99%以上的农户加入各种不同的农协19,并依靠农协形成的高度组织化和纵向一体化经营体制完全不同。“统分结合”经营机制创新滞后，影响到农业科技应用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小农户生产规模小、普遍兼业化，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获取的总体收益相对较低，购买资产专用性强、使用频率低的现代农机装备、采纳先进农业技术的意愿不强；同时，分散小农户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有限，较难向农产品加工、农业多功能开发等高附加值领域深度拓展，不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color=rgba(0, 0, 0, 0.9)]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主要农业强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农业劳均资源不断上升。例如，美国、加拿大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低于2%,两国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超过了70公顷。与此不同，截至2021年底，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依然高达1.7亿，占总就业人数和总人口的比重分别达22.9%和12.1%,即便未来我国城镇化成熟定型，预计还会有数亿人居住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人口规模大的特征可能伴随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整个过程。有限耕地条件下规模庞大的农业人口，决定即便在小农模式国家中，我国也有着突出的超小规模农业经营特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8年日本农业劳均耕地面积为1.77公顷，而2020年我国劳均耕地面积仅有0.59公顷，且85%的农户耕地面积长期低于10亩(见表2)。农业强国建立在现代化、全产业链的农业设施基础上，超小规模经营主体投资现代农业设施的能力和动力不足，尤其是需要一定生产规模条件或正外部性较强的现代农业设施，比如，现代节水设施、智慧农业设施、农产品流通设施等。尽管政府进行了大量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但在超小规模经营条件下，不仅建设过程协调难度大，基础设施后续管护和运营成本也比较高。

[color=rgba(0, 0, 0, 0.9)]东亚小农模式普遍存在农业人口高度老龄化问题，当前日本农业就业人员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超过60%20。近年来，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凸显，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人口中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23.81%和17.7%,不仅显著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而且相比于200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见表3)。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55岁及以上比例超过33.6%,东部地区更是达到了37.9%。随着我国人口达峰，全社会老龄化加速，农业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将很快超过50%。与日本相比，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尚未完成，乡村人才仍长期处于流失状态，农业人口人力资本水平较低。2016年，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仅为1.2%,有高达43.4%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只有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而且，由于老年农民健康与医疗意识不强，“有病不医”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农村先进医疗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可得性不高，农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较重，老年农业人口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差21。与青年农民相比，受教育水平低和身体机能差的老年农业人口的生产规模更小、劳动投入强度更小，对新技术、新业态的接纳能力更低，这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

[color=rgba(0, 0, 0, 0.9)]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人为分割、价值不对等交换的城乡产品和要素市场，近年来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农村市场体系依然不健全，与农业强国建设对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的要求存在不小差距。农产品市场方面，与日韩通过扶持发展农协为主体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同，我国分散小农户无法有效参与农产品市场建设，政府建设的公益性农产品流通市场更多表现为城镇导向，强调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促进食品安全、推动绿色环保等功能，农民很难直接进入市场交易，无法分享交易环节带来的增值收益22。要素市场方面，劳动力、金融、土地、技术等市场发育不充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基础制度存在明显短板，市场交易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要素价格难以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农村产权关系和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对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带来不利影响。突出表现为城乡土地产权的二元并立，呈现出市场进入不平等、价格扭曲和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

[color=rgba(0, 0, 0, 0.9)]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围绕农业政策和贸易规则的博弈加剧，对我国建设农业强国提出了更多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2021年，我国大豆、食糖、食用植物油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83.1%、35.7%、27.7%。随着全球由过去的大开放转向“以邻为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上升，未来我国稳定获取海外粮食的风险趋于增加。二是农业政策处于激烈博弈和调整中，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空间受到更多限制。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取消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同时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分歧明显。随着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自2011年起出现了特定产品现行综合支持量(AMS)越过了微量允许上限的问题，多次遭到美国起诉，未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受到的约束可能增加。三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粮食等大宗农产品金融化、能源化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际价格波动会引起国内价格联动，国内农业政策自主调整的外部干扰可能增多。

[color=rgba(0, 0, 0, 0.9)]我国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具有日韩等东亚小农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体现在社会主义体制、大国经济和市场体量、多元农业资源、国际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大国小农”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具有深厚基础。要立足我国国情农情特点，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头等大事，以改造提升小农户和小农经济为主要策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全面提升农业产出能力、价值创造和分享能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强国建设之路。

[color=rgba(0, 0, 0, 0.9)]“统”与“分”都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统”与“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23。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手段。发挥双层经营体制优势建设农业强国，核心是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当前重点是在稳定“分”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统”的功能，农村集体经济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需要结合时代要求加快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color=rgba(0, 0, 0, 0.9)]一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向真正的市场化主体转型。聚焦集体资产运营功能的实现，全面厘清集体经济组织与村级组织的职能，化解公益性目标和经营性目标的内在冲突，积极探索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提升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化运营能力。二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由传统社区共同体转向现代利益共同体转型。适应城乡发展格局和人口流动变化，完善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探索开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提升集体经济组织开放发展能力。三是创新集体“统”的形式，通过领办创办生产类、服务类、资源类等各类合作社，带动新型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和小农户共同发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发展机制，鼓励打破地域界限共同发展。健全社企合作长效机制，鼓励组建混合所有制经营实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color=rgba(0, 0, 0, 0.9)]改革创新和科技支撑是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充分利用改革和科技手段来改造和提升小农。

[color=rgba(0, 0, 0, 0.9)]一方面，强化科技赋农功能，促进创新链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与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有效结合，让农业告别了“靠天吃饭”“人扛牛拉”的传统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科技创新依然是根本动力。必须加快培育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重要种源、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能力。同时，促进创新链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优化科技与劳动力等要素的组合配置，推动农业科技从“点”上创新向链式创新转变，即从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转向种养加销、资源环境等全过程全要素全链条技术创新耦合；从聚焦“量”增向实现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转变，促进重要农产品产量增长、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统一。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进乡村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推进数字化终端设备普及应用，加强数字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的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

[color=rgba(0, 0, 0, 0.9)]另一方面，发挥改革强农功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力打破阻断、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瓶颈制约，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对于劳动力要素，积极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促进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特别是，加快建立健全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引导更多高素质劳动力向农村流动，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土地要素，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城乡“人地”双向同步流动机制24,畅通和拓展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权益处置通道，探索地随人走、异地土地指标交易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资源变资产、资产资本化；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加快探索适合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特点的供地方式，建立高效的产业用地供给制度。对于资本要素，进一步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积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目录制度，改善乡村营商环境，更多利用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color=rgba(0, 0, 0, 0.9)]政府和市场是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手段，二者的作用边界和实现形式在不同制度条件、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不同。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要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是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法治化。全面落实乡村振兴促进法，围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村公平市场环境建设、农村利益分配关系调节、农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等重点领域，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二是提高农业支持政策效能。在稳定农业生产的同时，新增补贴和支持手段应该向产业链前端的科研和产业链后端的加工等环节覆盖，加大对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实现农业从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拓展。聚焦重点品种、重点生产区域和重点生产群体，形成“谁种补谁”“多种多补、不种不补”的机制，统一直接补贴、价格支持、保险补贴等政策目标，提高政策合力。进一步用足用好黄箱政策，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强化耕地地力保护、农业科研、自然灾害救助、环境保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支持力度。三是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农村市场体系。现代农业是市场化的大农业，要素和商品能够完成“惊险的跳跃”,需要有良好的市场结构和定价机制。要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推动农业向市场化、社会化的大农业转型。对农产品市场而言，重点需要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调控机制等；对农村要素市场而言，要加快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分类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促进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color=rgba(0, 0, 0, 0.9)]建设农业强国必须立足国内，培育内生增长动能，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在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中提升国际竞争力。

[color=rgba(0, 0, 0, 0.9)]一方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基于区域差异多种模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伴生发展过程。忽视农业现代化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可行，而脱离了整个现代化进程来搞农业强国建设也行不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建设同步起来。从实践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依存关系，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可以并行不悖，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升城乡经济循环性、工农关系协同性，促进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重要路径。同时，我国不同地区水土资源、气候资源、物种资源等差别很大，农业生产地域特色鲜明，呈现出多层次性，这在世界上也少有。此外，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农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这决定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在区域层面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农业达到高水平的时间会有先有后、程度上也会有高低之别。为此，必须在制定实施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基础上，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农业强国的多种实现模式。

[color=rgba(0, 0, 0, 0.9)]另一方面，构建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相统筹的开放型农业体系，全面提升全球农业资源配置能力。在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就不能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从而不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循环自立自强。世界公认的农业强国，不仅本国农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强，同时维护全球农产品供给链安全、供给全球农业公共产品、制定农业国际规则等方面的能力也很强，拥有一批具有产业链整合能力的跨国农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都很强。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必须推动农业高水平开放，促进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稳步提升对外农业贸易投资水平，着力培育国际大粮商和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加强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协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提升全球农业资源配置能力，锻造更具韧性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同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交织，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安全运行面临较大挑战，推进农业开放必须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维护国内产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