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叶淑兰：中国国家形象的现实挑战与优化策略

国家形象是国内公众与国际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认知、评价与情感的总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形象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想象，是感知一个国家的“信念体系”。中国国家形象的演进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千年沉浮的历史见证了中外互动进程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变迁。探究国家形象历史演进的进程、发展逻辑与历史启示，把握数字化国家形象竞争、多元形象背离、内外形象鸿沟加大、他塑形象发展分化的深刻根源，有助于鉴古知今、鉴往知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国家形象建构路径。

中国国家形象是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进程中生成与不断发展演进的。西方对中国的形象认知经历了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变化。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在美化与丑化之间摇摆的频率有所加快。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反映了西方自身的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需求。我国需要加强文化主体意识，走出“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的误区。

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历史变迁。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唐朝日本与朝鲜遣唐使远渡长安、宋朝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等中外交流互动，形塑了古代中国天朝帝国文明、威严的国家形象。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把中国人称为“朔风之外的人”，“公元前的欧洲把中国称为‘丝国’（Seres）”。1250年以来，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理想化”发展到1750年之后的“妖魔化”，再到20世纪在美化与丑化间的摇摆。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与其说是西方在描述中国，不如说是在描述西方本身。

第一，中国形象的乌托邦与理想化（1250年～1750年）。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始于1250年左右，“1247年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提到名为‘契丹’的国家，中国才第一次在欧洲文献中有迹可循”。《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绘为“流奶和蜜之地”，刺激了欧洲人对中国财富的追逐，间接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逐渐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并于1650年～1750年间掀起了美化中国的“中国潮”与“中国热”。

中世纪欧洲的贫困积弱与中国的物质富饶、先进文化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欧洲基督教深陷文化困境，使得西方需要一个乌托邦化与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等著作中，都能够看到传奇与梦幻的中国与孔教乌托邦的美好想象。欧洲思想家沃尔夫曾评价中国政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中国被认为超越了其他国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曾将中国誉为“东方的欧洲”，并认为中国和欧洲是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利玛窦、马诺瑟等传教士则努力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发现与论证基督教教义。在文艺复兴前后，中国先秦典籍从作为神学家的旗帜，转而成为西方哲学对抗神学的旗帜。

第二，中国形象的负面化与妖魔化（1750年～清末）。1750年前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开始从美化走向丑化。1742年英国出版的乔治·安森的《环球航行记》“从旅行见闻的角度描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野蛮国度”。1748年，法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则在理论原则上论证中国是个邪恶的专制国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为了彰显西方制度与文化的优越性，西方把中国建构成为政治上的“专制帝国”、经济上的“停滞帝国”以及文化上的“野蛮帝国”。

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被蒙上了“黄祸论”“鸦片帝国”“东亚病夫”的形象。西方人基于自身价值观透视中国国民性。美国明恩溥牧师透过基督教文化的多棱镜，归纳了中国人的负面性格，例如，保全面子、漠视时间、拐弯抹角、缺乏公心、因循守旧等。面对列强入侵与天朝帝国的跌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梁启超、鲁迅等文人更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中国人与亚洲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的困惑。

第三，中国形象在西方二元想象中摇摆（20世纪以来）。20世纪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不断地在美化和丑化两极之间摇摆。20世纪上半叶，与邪恶负面的“黄祸”形象相对的则是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描述的“诗化的传统乡土”的中国形象，1931年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塑造了“勤劳、质朴、善良、具有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形象”。林语堂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向西方展现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中国形象，这本书很快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大国身份地位重新得以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意识形态驱动下的“红祸论”盛行，视社会主义中国为“洪水猛兽”。70年代，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国际形势影响下，中国的国家形象得以逆转。伴随改革开放，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游离者变成融入者，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日趋积极正面。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积极展现和平负责任大国形象，但依然难以避免地陷入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负面话语中。

中国国家形象历史演进的逻辑。国家形象演进有其固有的历史规律，有其变与不变的深刻原因。历经历史沉浮，中国的大国形象从未动摇，但西方出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需求，对中国形象的描摹和认知呈现出周期性变化。面对西方令人望而生畏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自我东方化”。这需要中国坚固文化主体意识，运用多元结构与和谐共生的思维，跳出“东方主义”话语陷阱。

第一，中国形象出现基于大国形象基础上的美化与丑化的周期性变化。在国家兴衰的历史进程中，大国形象是中国形象演进始终不变的因素。天朝帝国形象反映了中国强盛的大国形象，而近代中国受到列强的入侵，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逐渐形成“弱大”的形象。“弱”与“大”形成鲜明的反差，激发了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逐步建构起一个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大国身份始终是中国形象历史变迁的基础与底色。在中国封建王朝走向鼎盛时，西方在长达500年的历史中把中国描绘成物质富饶、制度优越、精神富足的美好国度。而在1750年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伴随中国国力日趋羸弱，西方又把中国描绘成为“停滞的、专制的与野蛮的帝国”。20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美化与丑化的周期大大缩短，在两极之间交替演进。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国家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对于来自他者或美化或丑化的形象，应等闲视之，而不应被动陷入对方的话语框架之中。

第二，中国形象的演进是西方确立现代性的内在需要。“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中世纪末期欧洲人需要一个物质富饶的中国形象，来推动欧洲走出困境。西方传教士需要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来论证西方神学，而人本主义者则想通过中国文化的旗帜来反对西方神学。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在1750年前后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固然跟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停滞不前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中西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需要一个“停滞、专制、野蛮的帝国”来凸显西方的进步、民主与文明。西方基于自身利益、文化、价值观多棱镜透视下的中国形象，乃是西方确立现代性的内在需求的折射。

第三，中国形象经历了“自我东方化”、“彼此东方化”与超越东方主义的变迁。在历史演进中，中国形象不可避免陷入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西方不但建构了其自身视域下的中国形象，也塑造着中国乃至第三方国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西方“标尺”下，中国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与自我探索的历程，中国知识分子从器物、制度与文化的层面逐步展开全面的自我反思与探索。中国先后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等文化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形象本身也呈现出“自我东方化”的特征。东亚其他国家，亦在西方民主价值的“标尺”下，建构了“自我东方化”以及“彼此东方化”的国家形象。在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如何松动与解构“自我东方化”以及“彼此东方化”，建立更为坚固的文化主体意识，是当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议题。

中国国家形象历史演进的启示。伴随大国兴衰，中国国家形象历经了从“天朝上国”到“衰落帝国”，再到“负责任大国”的历史变迁。国家形象的沉浮与国家实力的变化密不可分，其中，硬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核心关键；柔实力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尤其是扭转当前不利境地的动力源泉；而融通中外的能力则是建构“和合”大国形象的坚实保障。

第一，硬实力是强盛国家形象的有力支撑。建立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基础上的“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属于支配性的实力”。大国实力地位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前提条件。早期西方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建立在中国物质富饶的基础上，19世纪中叶，欧洲尤其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中西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逐步走向负面。值得注意的是，大国硬实力虽然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基础，但是，硬实力的提升并不必然伴随良好的国家形象，反而有可能被他者解读为“大国威胁论”“大国原罪论”，故而需要柔实力齐头并进的推动和发展。

第二，柔实力是柔韧大国形象的活力源泉。柔韧大国形象建立在国家的吸引力、感召力与亲和力的基础上，有赖于国家柔实力的建设。柔实力有柔韧之意，是一种无惧困难曲折、以退为进，看似无为实则有为的实力。老子《道德经》有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强调大国谦逊、不争、不居功自傲的柔性力量。天朝帝国形象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近代中国跌落后经历挨打、挨饿、挨骂的发展阶段再度崛起，亦是建立在逆境中重新奋起的柔韧力量的基础之上。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柔实力的运用是破解西方所谓中国“锐实力”话语攻击的制胜之策。

第三，融通中外能力是开放包容大国形象的坚实保障。国家形象的建构涉及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是一场主客体间的双向奔赴，有赖于融通中外能力的提升。融通中外不但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还需要以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吸纳外来文化。古代中国天朝大国的包容形象建立在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基础之上。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历经磨难的过程也是“西学东渐”的过程，仁人志士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制度与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与创造性发展，就此重塑了现代中国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面临当前国际传播中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需要我国继续大力弘扬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精神，提升融通中外能力，推动民心民意相通。

数字化时代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加剧，美国不但企图对华贸易脱钩、科技脱钩，还在舆论层面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在数字化时代，形象政治逐渐走向数字化形象竞争。在以国家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硬形象”逐渐提升的同时，以感觉与评价为代表的“柔形象”反而陷入低迷状态。中国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大，不同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出现多元分化趋势。

数字化国家形象竞争。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人类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在数字资本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数字利维坦”“数字帝国主义”“数字殖民”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现象，而以“数字话语”为目标的数字话语权的国际竞争也日益加剧。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技术滥用、算法歧视以及伦理道德风险，使数字化国家形象竞争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国家形象通常以图像、文字等符号形式呈现。在数字化时代，国家形象越来越简化为数字符号与数字形象，“数字化形象”（digital identity）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新方式。在西方国家，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种国际民调数据反映和呈现。美国“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World Gallup）、东亚社会调查项目（East Asian Social Survey）以及亚洲晴雨表项目（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涉华民调都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西方民调机构倾向于选择欧美发达国家做调查，在样本的国别结构、年龄结构、政治倾向以及问题设置的方式等方面均有较大可操纵空间。

大数据、AIGC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剧数字化国家形象竞争。AIGC主要基于英文语料库进行训练，暗含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并能够生成逼真的图像和视频，西方国家可能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数字化形象加剧了数字形象与立体形象的分裂，好形象与坏形象之间的对立，“硬形象”与“柔形象”之间的鸿沟以及影响力与亲和力之间的割裂。建设数字中国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数字化中国形象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推动AIGC技术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民意调查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努力提升数字化中国形象。

“硬形象”与“柔形象”的背离。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加强，以经济实力为特征的中国“硬形象”步入快速上升通道。盖洛普2019年发布的对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自2007年以来，中国全球领导力评价仅次于美国与德国，位列第三，2018年排名仅次于德国，位列第二。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亚洲实力指数显示，中国在亚洲综合实力位居第2名。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48％的人表示更愿意称中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只有34％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以上数据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硬形象”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出于对自身相对实力与优势地位下降的恐惧，蓄意夸大中国经济实力，突出中国“超级大国”的形象，借机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

受西方涉华负面舆论的影响，他者塑造的以感受评价为特征的中国“柔形象”则呈现波动下滑趋势。根据皮尤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2021年间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好感度有所下降。2020年10月，在全球14个受访国家调查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韩国等国对中国负面评价达到历史峰值。其中，澳大利亚对华负面认知增幅最大，较2019年增加了24%，英国约四分之三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较2019年上升了19%，美国对中国负面看法较2017年增加了近20%。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0年10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感觉温度计”从2018年的45度下降至32度（区间为0～100度），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中国“柔形象”与“硬形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给我国国际传播带来了新挑战与新任务，迫切需要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好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加大。受中美两国综合实力、意识形态、价值观、跨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的鸿沟呈现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的自我定位是发展中大国，但西方却把中国视为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塑造和平负责任大国形象，而西方则指责中国“大国主义”“大国威胁”“大国原罪”。西方国家因忌惮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对中国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叙述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亚洲晴雨表第4波（2014～2016）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对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例（66%）要远高于认为中国是对亚洲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比例（40%），但是亚洲其他国家受访者则相反，前者的比例（24.08%）要远低于后者的比例（42.99%）。

受经济发展程度和体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2021年5月，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吴志明（Cary Wu）在《华盛顿邮报》发布的关于中国政府公信度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8%。在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中，发达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打分由2016～2017年的5.6分，降至2019年的5.3分。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整体好感度持续上升，由2013年的5.8分上升至2019年的7.2分。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在2018年前后出现错位变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历年调查显示，2018年前德法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高于美英澳对华负面评价，2018年后美澳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超过德法英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又如，2020年澳大利亚有81%的民众对华存在负面评价，比德国对华存在负面认知的人数占比高10个百分点左右。近年来，亚洲近邻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呈现多元分化趋势。据亚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持积极评价的民众占比高达70%左右，而日本、越南仅占不到15%。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路径

伴随大国兴衰，中国国家形象经历了被西方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周期性变化。数字化时代，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着多元形象背离、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加大的挑战。突破国家形象被污名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困境，需要保持大国战略定力，加强国家科技硬实力与柔性治理能力，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

保持大国战略定力。纵观历史，中国国家形象经历了被美化与丑化交替变迁的发展阶段。国家形象具有镜像性，是他者对自我的镜映，西方与其说在描述他者，不如说在表述自己。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日趋负面化的认知，是其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内部矛盾激化的折射，也深刻反映了中西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鸿沟。

在中美竞争加剧以及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等负面话语甚嚣尘上的背景下，需要坚定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保持良好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夯实文化主体意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曾提出“自我实现预言”这一社会心理学现象，指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并最终使其成为现实。在与西方开展对话的过程中，中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效识别可能存在的“投射性认同”。

展现大国自信，打造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四个“大国形象”，既需要破解西方国家强加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又需要“以立为破”，解构西方“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国家利益、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剖析西方话语所隐藏的“受害者情结”，“平衡好形象的自我体认与他者体认之间的内在关系”。面对当前国家形象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融合化、传播客体分众化与小众化所带来的形象传播“微化”的转向，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整合与统筹形象传播可能出现的碎片化信息。面对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的形象“鸿沟”，需要以差异性思维、包容性思维与多元结构思维客观看待，接纳他塑形象中的合理部分，以此作为形塑和完善大国外交形象的动力。

加强国家科技硬实力与柔性治理能力。建立在强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基础上的国家硬实力是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基石。面对当前美国的“贸易脱钩”“科技脱钩”，我国需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科技领域加大经济投入，加强人才培养，推动科技攻关，扶持芯片等高新技术研发，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建设科技强国形象。要加强5G、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国家形象的提升建立在良好的国家柔性治理能力的基础上。这需要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打造“智能＋”治理新模式，全面加强健康卫生治理能力、环境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以及舆情治理能力，有效提升民族边疆治理水平，加强基层政府治理，持续改善民生，营造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

“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形象。”提升国家形象，还需要在提升国家硬实力与柔性治理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外交顶层设计，优化外交布局，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经贸与全球治理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瓦解美国价值观外交共同阵线。

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在国际文化交往中，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需要突破基于西方中心主义所谓的“东方主义”框架，从东西方文明互补、文化互鉴的角度，充分挖掘及运用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辩证思维与包容性思维，以文化包容互鉴化解所谓“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的二元对立论调。

具有严密逻辑的外交理论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外交理论创新需要在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吸收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超越西方“修昔底德陷阱”现实主义二元对立认知模式，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推动中外话语体系融哲理、情感与故事为一体，从多元文化角度论证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运用融媒体传播模式，建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外影响力与认同度。

建构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从国家战略传播的角度建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打造跨界战略传播平台。积极打造融媒体传播格局，加快对外传播“旗舰队”建设，加强社交媒体微传播与“云外交”。此外，还需要加强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国媒体的合作，通过“借船出海”“借筒传声”，实现全球化与在地化传播。针对国际上存在的负面言论，需要区分不同目标对象，加强公共外交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分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作用，尤其要发挥“走出去”的企业与国民在阐释中国形象中的作用。

打造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需要加强政治学、翻译学、传播学等融学科建设，推动国家形象建构、话语翻译与形象传播的一体化建设。要积极借鉴西方民调机构的成功经验，通过与智库、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的合作，更多发挥民间力量，加强数字化国家形象建设。要大力开展民意调查，提升中国民意调查的可信度、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中国民调国际品牌。

加强国家形象战略传播，还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与AIGC技术，主动设置与引领国家形象议题，研判中国形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效果，防范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虚假信息、虚假图片，建设国家形象大数据追踪系统，实现国家形象的精准化传播。

结语

国家形象建设需要深刻把握其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国家形象的沉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了中外互动进程中的国家实力对比变化、国家利益竞合关系以及主体间性观念结构的演进。被理想化与贬抑化的国家形象构成了中国形象相互转化的一体两面，深刻揭示了我者与他者互动中的内在隐秘关系。深入洞见隐藏于国家形象背后的权力、利益与认同真相，便可拨开扑朔迷离的形象面纱，洞悉心理投射机制的密码，抓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国家实力、核心价值观等根本因素。

国家形象建设是一个内外兼修、道术并举的进程。坚定不移的奋斗精神、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以及和平负责任的价值追求，是国家形象建设的根本之道。柔性力量的运用，使国家形象能够经受历史沉浮的考验，在强盛时期保持谦逊克制，在羸弱时期表现强劲的反弹力。良好的国家形象源于融通中外的视野和胸怀。只有坚持和而不同、多元包容、兼容并蓄的精神，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12月下（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