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贡献——基于“全球南方”的视角

“全球南方”这一术语被认为是美国人卡尔·欧格莱斯比（Carl Oglesby，1935年～2011年）提出的。1969年，他在天主教教会出版的《公益》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越南战争是数百年来全球北方“统治全球南方”的必然结果。

“全球南方”是否真的由欧格莱斯比提出，尚待进一步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自2023年以来，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全球南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术语的“走红”或许与以下三个会议有关：第一个会议是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印度在2023年1月举行的“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120个国家应邀参加，中国未获邀请。第二个会议是2023年2月在德国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一会议的讨论主题之一是“重新调整南方与北方合作的罗盘”。第三个会议是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这一峰会设定了两个议程，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Outreach to the Global South）。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频繁地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提法，但是，关于它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却尚无定论。曾于1969年～1974年担任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在1980年发表了题为《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区分两类国家的线（不完全与纬度吻合）被称作“勃兰特线”（Brandt Line）。从此以后，“南方”、“北方”、“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南北关系”以及“南南合作”等词汇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报道中。

众所周知，冷战爆发后，尤其在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志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后，“第三世界”这一与美苏争霸息息相关的术语越来越受人关注。苏联解体后，冷战随之结束，“第三世界”开始淡出学术界和媒体的视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全球南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和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旨在描述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其政治经济目标时遇到的困难，接近（但不完全等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用的“第三世界”。他认为，由于“第三世界”不再是一个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有意义的概念，因此，“全球南方”能为全球关系的重构提供一种灵感。萨瓦·霍赛因（Sarwar Hossain）认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是以种族为中心的贬义词，而“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则是在政治上四平八稳的术语。安德里·墨特（Andreea Mîrț）认为，“全球南方”就是替代“第三世界”的一个术语。露西安娜·巴莱斯特林（Luciana Ballestrin）也认为，“全球南方”实际上是“过时的第三世界的继承者”。

确实，在国际上，不少学者将“全球南方”视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同义词。例如，豪尔赫·海内（Jorge Heine）认为，因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位于南半球，所以，它们就被称作“南方国家”。苏联解体前，它们被视为“第三世界”；苏联解体后，“第二世界”不复存在，“第三世界”这一名称也随之消失。此外，“发达国家”这一名称将西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追求的目标，因此，“全球南方”这一中性的称谓就被用来替代“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和印度地处北半球。

南方和北方是地理名称，而“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是否与地理有关？马莱娜·安吉曼（Marlena Angermann）认为，“南方”和“北方”是根据“勃兰特线”划分的。“勃兰特线”的划分依据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赤道无关。根据“勃兰特线”，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南半球，因此，“南方国家”就是指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北方国家”就是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由此可见，“全球南方”确实与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人从国际政治视角探讨“全球南方”的含义。例如，戴娜·弗里曼（Dena Freeman）指出，“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南方”、“第三世界”以及“全球南方”常常是可以互换的。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常用“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以及“南方”，而“第三世界”以及“全球南方”强调的是全球权力关系中的政治立场。她认为，如果说“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以及“南方”关注的是国家的贫困、经济欠发达及落后问题，那么“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则侧重于标示全球决策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此外，“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以及“南方”仅仅描述了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未指出其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源，而“第三世界”以及“全球南方”则指出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源（即全球秩序中权力关系的不公）。她还认为，北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常常关注经济因素，而南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则更加看重政治因素。塞巴斯坦·霍加（Sebastian Hauga）等人也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常被用来指“第三世界”。在“南方”之前加上“全球”这个定义，既是为了强调全球范围内“北方”与“南方”的关系、富国与穷国的关系、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是为了突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南方行为体”的影响力。他们还指出，关于“全球南方”的各种定义，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他们将这些定义概括为以下三点：（1）“全球南方”就是贫困国家，或是在世界上被边缘化的国家；（2）“全球南方”是追求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体现的团结精神的“前殖民地”；（3）“全球南方”并不指某些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反对“北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力量。

也有人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一视角分析“全球南方”的含义。例如，史密斯·奥多罗-马弗（Smith Oduro-Marfo）认为，“全球南方”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名字，也不是指特定的一组国家或某些地区，而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学特点的比喻。这一比喻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和欠发达，彰显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彰显了反对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法拉维·里拉（Flávio Lira）指出，之所以有必要在“南方”之前加上“全球”，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关于全球化的话语。此外，“全球南方”意味着，世界被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实际上，“全球南方”继承了“第三世界”的含义，因而与万隆会议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以及不结盟运动息息相关。由此可见，虽然“全球南方”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现代性不足，但也不能将其视为前殖民地或非现代化国家的同义词。

应该注意到，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完全否定了“全球南方”这一提法。例如，艾伦·皮提（Alan Beattie）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与事实不符、充满矛盾，甚至可能会助长政治分化的有害的术语，应该被放弃。他说，这一术语的由来可被追溯到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但近几年却被用来描述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等“不发达国家”。而且，“全球南方”字面上说的是“全球”，其实并不包含“全球”，尽管不是南半球的俄罗斯也被放入这一标签。他建议，在公开的讨论中，不要使用这个充满歧视和词不达意的词汇。汉斯·戴姆布斯基（Hans Dembowski）写道，全球南方是一个令人误入歧途的术语，因为隶属于“全球南方”的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迪米特·托什库夫（Dimiter D. Toshkov）认为，“全球南方”的含义不准确，会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这一术语还掩盖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他甚至说，这一术语含有“地理决定论”的意思。吉米·特海拉·达席尔瓦（Jaime A. Teixeira da Silva）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侮辱性的、歧视性的，甚至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术语，因为它意味着“南方”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应该符合“北方”设定的标准。此外，有些被视为“全球南方”的国家（如印度），在地理位置上并非地处南半球。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国际上，“全球南方”的英语的写法也不尽相同。有人写作Global South，有人写作global south，还有人则写作global South；有人加引号，有人不加引号，还有人则仅仅在South上加引号。

许多中国学者在论述“全球南方”时，通常从中国视角出发。例如，田文林认为，中国坚守“发展中国家”、明确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身份定位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首先，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时代诉求；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面对相同的经济发展处境；再次，在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处境和利益诉求。王友明认为，近年来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热议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因素。其背后原因在于，美西方将此概念进行政治化操弄，意图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队伍中踢出去，并借机拉拢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中国，服务其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邢宇也认为，中国未能应邀参加这些会议，或许是有关国家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而刘德斌、李东琪认为，虽然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南方国家”存在争议，但是，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是理论上和现实中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

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将“全球南方”置于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中。例如，徐秀军、沈陈认为，“全球南方”融合了新时代世界格局演进的两大特征：“全球”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得到不断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南方”凸显了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他们还指出，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日益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战略价值不断上升，并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变量之一。

“全球南方”是否为政治术语？陈积敏、王寅鸽认为，经济属性是界定“全球南方”的重要指标，因此，“全球南方”通常被认为是指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相较于“全球北方”更为贫穷，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但他们也认为，“全球南方”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主要是指一个包含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非西方、反干涉、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全球南方”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没有中国的“全球南方”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认知

不论国内外学术界如何定义“全球南方”，世界上的近200个国家完全可以根据其发展水平的差异，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存在永远不可能消失，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很难被弥合的。

中国是否为发展中国家？近几年，这是一个越来越受人关注的问题。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介绍了中国的五个最显著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一员。

然而，美国并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例如，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2019年7月26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了《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备忘录》。该文件指出，“如果最富有的经济体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那么，这一做法不仅损害了其他发达经济体，而且还损害了真正需要特殊的、有区别地对待的那些经济体。这样一种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做法，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漠视，不能不加以制止。中国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可以享有该组织的任何新规则的灵活性。美国从不接受中国声称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因为现在的所有经济指标都否认了中国的说法。”2022年9月21日，美国参议院在批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时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美国应该采取措施，“取消”中国在该条约中享受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2023年3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所谓“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今后不要将中国定性为发展中国家。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致表决通过了这一法案。

美国的这种主张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诚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有以下依据。

第一，多个国际组织依然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发展署（UNDP，又译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4年12月19日发表的题为《构建一个全球南方》的研究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入“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列。其他一些国际机构也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出版的《统计手册》对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进行自我定性，但其他国家可以质疑或不承认这一定性。目前，WTO成员中共有164个发展中经济体，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0年公布的国家分类标准，将中国归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组别。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将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区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例如在2023年7月1日，其将13845美元以上的国家视为高收入国家，13845美元以下为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低于113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二，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发展水平并无必然的联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在提出所谓“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时说，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18.6%，仅次于美国，因此，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向国际组织申请贷款。这样的说法完全缺乏逻辑依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发展水平并不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毋庸置疑，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既可能是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同理，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许是发达国家，或许是发展中国家。换言之，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首要因素，不是经济规模的大小，而是其实际发展水平的高低。

第三，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虽然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的现代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尤其在西部地区，欠发达状况依然较为明显。

第四，购买力平价（PPP）不能全面反映一国的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在比较各国经济绩效时常采用PPP。根据这一统计方法，202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0.2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5.46万亿美元，因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毫无疑问，用PPP界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牵强附会的。正如许宪春指出的那样，“按PPP法计算的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指标。看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是看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高低，GDP不是反映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反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更能反映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高低。按PPP法计算的结果高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总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国人民还需要继续艰苦奋斗。

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与“全球南方”息息相关的就是南南合作。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为推动南南合作奠定了基础。正如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所强调的，“在万隆精神激励下，亚非国家联合自强，区域、次区域、跨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说，南南合作这个提法很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扶携前行，积极开展各领域合作，实现我们各自的发展蓝图。搞好亚非合作，对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南南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为强化发展能力而在知识、技能、技术和资源等领域开展的合作。参与南南合作的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区域组织、公民社会、学术界和私人部门。在现实情况中，除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外，南南合作还包括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万隆会议后，早期的南南合作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政治领域的合作颇具气势。1961年9月正式形成的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开展南南合作和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平台。1964年6月成立的77国集团同样表达了强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加强团结与合作的决心，表达了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强烈政治愿望，同时也推动了政治领域的南南合作。

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除双边合作以外，不少发展中国家还成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年）、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东非共同体（1967年）、安第斯共同体（1969年）、南部非洲关税同盟（1969年），等等。虽然这些组织的一体化水平较低，但在推动南南合作起步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受冷战影响，同时也是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领域中的南南合作似乎呈现出雷声大而雨点小的特点。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开始提速。在这两个大背景下，尤其是在联合国于2000年9月通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后，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得到重视。2003年12月，联合国大会甚至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南南合作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时期的南南合作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合作的领域已拓宽到政治、投资、贸易、援助、科技和人文交流，甚至还在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二是中国身体力行，以实质性的行动为南南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三是发展中国家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积极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四是参与南南合作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限于双边层面，而且还拓展到多边层面；五是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对南南合作的研究不断深化，为南南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日益凸显。

第一，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旨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为国际交往开创新格局，为美好世界描绘新愿景。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将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诚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一蹴而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拥有近70亿人口的150多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无法独善其身，只有通过推动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才能和衷共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南南合作使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得到更好的落实。中国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上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三大全球倡议”，认为这些倡议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为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提供了综合性解决方案。

全球发展倡议有效凝聚了共促发展的国际共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追求美好生活和减少发展赤字的心声高度契合；全球安全倡议旨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和消灭安全赤字，因而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各国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鼓励各国重视文明传承和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地位。当然，在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既不能坐享其成，也不能孤军奋战，而是应该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加强合作。

第三，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捍卫自身利益。虽然联合国早在1974年就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重要文件，但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依然受到发达国家的侵蚀。尤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依然有待提高。在政治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也经常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的干涉。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难以单枪匹马地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合作，才能壮大自身力量，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于2023年7月25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所指出的，“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好共同利益”。

第四，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何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在2015年9月25日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加快发展，力争在2030年如期高质量地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落实这一议程的过程中还应尽力争取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尽管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帮助，但是也附加了多种多样的条件。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则更多体现了情义、道义和信义。正如联合国指出的那样，“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时间已经过半，但是迄今为止，各国仅实现了15%的具体目标，这令人担忧。然而，南南合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

第五，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化大势的推动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全球问题的严重性也越来越突出，治理赤字亟待破解。

众所周知，全球问题的应对之道就是全球治理。最近几十年，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一些全球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多数全球问题依然在恶化，治理赤字未见明显减少。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既是各种全球问题的最大的受害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主人翁意识，加强相互之间的政策沟通，齐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治理。

第六，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技术和创新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差距早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就开始形成。今天，减少这一差距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展中国家利用更多的新技术。发展中国家只有利用新技术，才能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现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较低，无法推动本国的科技创新。但是，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较为成功的科技创新，接近、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因此，面对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构建的“高墙小院”，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努力提升本国的科技能力。

中国为南南合作作出的贡献

中国为推动南南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就开始关注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力所能及地向有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进一步推动了南南合作。

中国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秉持了以下政策主张：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聚焦发展，改善民生；授人以渔，自主发展；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善始善终，注重持续；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些政策主张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南南合作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智慧、注入了中国力量。

第二，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永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此外，作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外国列强入侵的国家，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斗争，敢于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敢于发出正义呼声。例如，古巴长期遭受美国的经济封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国一贯主张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以军事、政治、经济或其他手段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尊重古巴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又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支持“两国方案”，改变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以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再如，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指出，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中方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希望英国积极回应阿根廷的要求，尽早启动对话谈判，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找到和平、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第三，加强技术转移转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低，非常需要引进国外技术。中国在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些科技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了推动科技领域的南南合作，中国长期以来不断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以强化其自主发展能力。例如，沼气技术是一种既可治理污染、又可产生能源的生物能源技术，很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从马达加斯加到莱索托，从贝宁到科特迪瓦，中国的沼气技术已在非洲大陆落地生根。坦桑尼亚总统前顾问萨勒姆·沙姆特表示：“中国生物质能源技术为非洲能源开发作出积极贡献。”又如，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很成熟，为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安全，中国无私地向其转移杂交水稻技术，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指出，“提高水稻产量对于解决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中国科学家成功培育出高产水稻品种，将其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水稻自给自足，从而实现粮食安全”。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瓦也认为，“中国通过与非洲国家共享农作物种植技术，持续助力提高非洲国家农业生产力，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这种援助模式注重实效，增强了农民自身的生产能力”。再如，中国的高速铁路已达到了举世公认的水平，成为我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抢手货”。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3日通车运营，实现了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夙愿。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共同见证两国签署《关于开展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框架安排》。2023年10月2日，时速350公里的雅万高铁正式启用。

第四，大力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南合作而开展的工作。作为国际社会的大家庭，联合国肩负着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首要责任。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不懈地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南合作而开展的各项工作。如在2015年9月26日，中国与联合国共同举办了南南合作圆桌会。在这一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总结南南合作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并就新时期南南合作提出以下建议：一要致力于探索多元发展道路；二要致力于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三要致力于实现务实发展成效；四要致力于完善全球发展架构。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2025年到期后延期5年，积极支持联合国在中国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为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源于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理念，源于中国人民投桃报李的朴实情感，源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情怀，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中国愿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南南合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23年9月28日，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迪玛·哈提卜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成果展示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中国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坚定支持，以及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并带来启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将继续为推动南南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来源：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