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田：农民的五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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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田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高级经济师

本文是郭书田就亲身经历感受最深，反映了农民的智慧与党的政策演变过程的几件事所写，文章写于2021年5月15日，在党的百年诞辰之际以为纪念。

一、土地的包干到户

发源地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带头人是严宏昌。当时从地方到中央，争议非常激烈。我带着四个问题去实地调查，向他提出：一是如何把包产到户变为包干到户？二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三句话，怎么想出来的？三是是否想到会遇到政治风险，如何应对？四是怎么能在一夜把土地分到户，大家都满意？他首先批评我，你们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我们农民是务实的，能够把复杂问题，用简单易行的办法来解决。说到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一字之差，而内容却有重大区别，包干到户把工分去掉，直来直去不拐弯，利益直接，方法简便，农民欢迎。三句话是费了一番心思的，第一句交足国家的，我们农民懂得，皇粮国税是不能欠的，欠了麻烦事多了。第二句是，由于我们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负的责任。重点是第三句，前两句能堵住反对人的嘴。政治风险每个人都已想到，如果因此而坐牢，我第一个去坐，不连累大家。我问他还有什么担心的事儿，他说就是怕北京不支持，万里书记是支持的，我们很感谢。但在安徽却说了不算。寥寥数语把这个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使我豁然开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深深对他们表示敬佩，真是好的老师。尔后遇到不论什么非议，都能理直气壮地应对。当他们得知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发生“独木桥与阳关道”之争而产生的75号文件，首次提出在困难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时，都很高兴，认为在中央上了“户口”，但仍然不放心，怕政策变。从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30年以后是否还会变？如果变了，我们只好重新讨饭吃，当朱元璋。从此看出农民的心态。自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起，把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提高到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回顾新中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化，经历了“私有私营”（土地改革）——“私有公营”（初级合作社）——“公有公营”（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公有私营”（包干到户）的过程，是很艰辛的。

二、乡镇企业

前身为人民公社社队企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可以避免平调生产队与农民财产。始于河北省固安县回郭镇。在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以10％的劳动力创造了30％的产值。改革开放后，增加了个体与私营企业，发端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由两个轮子变为四个轮子。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易名为乡镇企业，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创造了工业化、城镇化及产供销靠市场调节另一条新路。我在温州调查时，农民说，我们希望国家投资兴办国营企业，人家嫌穷不愿来。办集体企业，我们没有资金，只能办个体与私营企业。苍南县龙港镇被誉为“农民第一城”，现已成为镇级市，各种小商品大量出口。一次我去德国，在飞机上看到一些身穿套装的女孩子，以为他们可能是合资企业赴德国培训的，连问几次都摇头不肯回答，后经带队的解释说，他们听不懂普通话，是去慕尼黑打工的，因那里有老乡，开中国餐饮可以去。这让我感慨，“红红火火闯九州，走遍天下温州人”。而温州被斥为“资本主义大染缸”。乡镇企业开始一个阶段，曾被有的领导人认为“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不正之风的风源”等。如今有1亿的农民在乡镇企业打工，创造了农村90％的产值。一位国外总统说，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在90年代，全国GDP双位数增长中，乡镇企业占到2／3。目前的民营企业中，乡镇企业占的比重很大。由此可见，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必然要经过不平凡的艰难困苦。

三、村民自治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第三个伟大创造。原来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建立起乡政府，正要在行政村建立村基层政权组织。就在这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宜山县三岔乡冷水村创建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实行“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此举立即引起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的重视，派人核实后，于1988年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许多外国人不相信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而能实行民主选举。美国前总统卡特曾亲自到江苏吴县一个村参观了民主选举全过程后说：“看来中国农民找到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诀窍”。尽管在执行中并不如意，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从基层实现民主政治是难得的。这里还要说一件值得关注的创举。在成都调查中发现，遂宁县步云乡实行乡民直选举乡长的试验，有一位101岁的老妇，让儿子背着去投票，历经两届，第二次由孙子背着去投票（104岁）的感人事迹。由于不符乡镇人民代表选举法的规定，他们采取“两票制”，先直接选举，然后再由人代会选举。可见农民对民主选举的诉求与厚望。现在乡镇机构庞大是罕见的，贵州省毕节市所属乡镇设置与县级政府对口的36个，难以为继，大胆改革合并为6个（3个办，3个中心）。由此看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十分突出。

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

这是农民突破户籍制度的重大创举。这由农村有“推力”，城市有“拉力”的规律决定的。到2019年高达3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020年有2000万返乡，第二次创业。农民由“世袭农民”转为“两栖农民”，按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达66％，在14亿人口中，城乡之比为6：4，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为4：6。第一个自带口粮进城打工的是河北省泊头市，农民工成为城市户口，支持这项改革的是市委书记李瑞昌（北京工业大学导弹专业毕业），被公安部门批判为“卖户口”而被停职。他向我说，他实在无可奈何，为“小庙顶不住大官”而叹息。这个庞大的群体，为城镇建设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是很不公平的。在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农民工返乡1000多万，因家里还有几亩承包地，未发生社会问题，美国《时代》时代杂志刊载了他们的照片，并向他们致敬。

五、股份合作制

来源于浙江省温州市的个体与私营企业。他们说，我们戴了“红帽子”属集体企业，好注册，能享受政府优惠税收政策，被称之为“温州模式”。把这一创造扩展到土地上，建立起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县罗镇下坡村。与此同时，在江苏的苏锡常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被称之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殊途同归，这是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解决了长期以来集体经济中农民主体缺位与财产权虚化问题。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在收入结构中，除了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农业部曾发布过支持的条例，浙江省黄岩县第一个用县政府名义发布了支持的法规。股份合作制，是把合作制的优势与股份制的优势两者融为一体，产生了新的优势，既能促进生产力的有效发展，又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能体现农民经济上当家作主的地位与作用。实践证明，是一举数得的创造，但却遭到非议，特别是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反对立法，原已列入人大常委立法计划之中，而被撤销，阻碍了立法进程。农民在实际上并未停止。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农民，创造了“三变”（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把集体所有资产的属性更加具体化。2015年以来，农村改革试验区完成了全国9亿农民获得集体经济成员的资格，包括话语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等，资产指的是土地与企业两大部分经营性资产。

上述农民的五大创造，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10年，被认为农村改革的“黄金时期”，其特点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对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理念与制度的颠覆性质的举措，也可以说是对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到制度的否定，因而在创立与发展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非议与阻力，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二是既得利益的痼疾，往往具有迷惑性，增加了推行的难度。人们会问，农民为什么能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敢于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是由于农民为了谋求生存而产生的天然驱动力，是不可抗拒的。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在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下，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给予了农民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与巨大精神力量，也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决定性因素。这五项改革的成功，大体经历了解放思想——群众创造——专家总结——领导认可——政府规范的过程，顶层设计就是中央的五个1号文件以及相关的法规。这种改革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休克疗法”，获得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收获最大的成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当然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会十全十美，需要不断在发展中加以调整与完善。回忆这10年，联系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是第三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思想解放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增添了新的光彩。

所谓“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党的100年历史，就是全心全意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尊重农民的意愿，维护农民的利益，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坚持“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就会有无往而不胜，无艰而不克的辉煌成就！（来源：北京润生农村发展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