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警惕农业现代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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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德（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西化”在影视、娱乐、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影子。这其中体现了西方价值观对我国年轻人的方方面面的渗透，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其中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面。
  20大报告中也提到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要坚持农业乡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本文和大家探讨了农业发展中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1、警惕喧宾夺主的市场主义、资本主义与西化思维
  2、重建农业经济学：农业对资本与市场的容纳度很低
  3、家庭小农+合作社+市场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之策
  4、警惕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的陷阱

  最近，人教版插图引发如何警惕与反思西化的热论。其实，在几十年不自觉中形成的西化思维，何止在教育，在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学领域，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与警惕。特别是目前轰轰烈烈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的领域。
  一 警惕喧宾夺主的市场主义资本主义与西化思维
  市场化、产权化、工业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方向，围绕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开放，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理论界和现实中出现了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本末倒置的现象。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其中社会主义是本质、是主体、是必须坚持的底线和原则。市场经济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工具和方式之一。社会主义是本体、是主人，市场经济是主人选择聘用来，按照主人意图做事的客人。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大创新就是走出文革思维，走出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
  计划与市场都是社会主义手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可以选择不同手段、不同市场与计划的组合。但是值得我们警惕一个倾向是，经过几十年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化的理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从客人变成主人，成为一种“主义”力量、成为一种标准的思维方式嵌入到我们的意识中。
  市场化、产权清晰化、工业化本来是属于经济学的问题，现在渐渐变成了政治正确的问题。无论是在进行任何制度的设计中，没有市场和资本在场，就不对。谁要说市场和资本的不对，就是思想不解放，是右倾，是保守的文革思维。市场经济和资本已经到了“功高震主”的地位。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被请来的客人和聘用的工作人员，其地位似乎比主人的地位还要高，还更有权威。甚至还对主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市场地位开始比社会主义的地位高，资本的地位比人民的地位高、凡是西方的东西比中国的东西统统都高一节。我们的整体思维滑向另一个极端。
  有时，甚至扭曲为，批判市场经济就是批评社会主义，这成为一个政治与站位的立场问题。目前的资本不再是一个只对赚钱感兴趣的资本，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义”、“思想”和“文化”。
  而且资本的“主义”在当今社会很有市场，其得到的人气和喝彩，比社会主义这个主人还要高。这就是在当代中国目前仍隐性存在的问题。由此，就可以理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整顿党风、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意义所在。
  由此也可以解读，前段时间，因蚂蚁金服上市出现的马云现象的背后，不是一个马云问题，而是资本角色的开始出位、越位，其已经不满足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给定的权利和自由，希望得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的权利和自由，而这种要求得到诸多经济学者的支持。甚至许多经济学者讲，我们不能得罪这些资本，我们应该按照国际惯例满足他们的“主义”要求，要不然他们就会出走到更自由的西方国家。
  其实从21世纪以来，资本为了更大的自由和权力，一直往西方跑，今天仍在继续。按照这个逻辑，如此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被社会主义的主人请来的客人，喧宾夺主，将会成为主人。
  令我们警觉的是在中国发生的这些现象，竟然得到西方的应和与支持。正是在这样一种无形力量的推动下，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过度市场化、资本化的现象，也在教育、医疗、文化、房地产、分配等领域出现了过度市场化问题。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出迈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我们要敢于亮剑。
  尽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重拳出击，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遏制了这种势头，再度矫正了中国迈向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巨大惯性力量和既得利益的内驱动力，以及所定型的思维方式，虽然在公开的领域收敛了，但在内心的认识上并没有接受，仍然以各种隐性、转换的方式存在着。
  这个思维惯性的力量很大，我们正在陷入新的“凡是”而不知。

  ——我们必须清楚农业对市场化、资本化容纳度比工业要低得多。
  二 重建农业经济学：农业对资本与市场的容纳度很低
  目前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农业和农村领域。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落地实施的政策与制度。
  但是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在具体落地中央政策过程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变形和走偏，导致这种变形和走偏力量的背后就是过度夸大和相信市场、产权、资本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我们必须清楚农业对市场化、资本化容纳度比工业要低得多。农业生产不是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需要什么程度的市场，一定要按照农业所具有的特性来设计。
  农业生产具有公共性、公平性、自足性、小农性等四个基本特性，这是农业生产制度设计的大前提。农产品具有公共性和公平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的首要功能，不是满足农业本身受益最大化，不是满足货币化财富增长的最大化。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首先要满足的是每个人获得温饱的公平性。农产品与工业品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满足生存需求的农产品没有可替性。
  工业品是具有可替代性的，没有汽车，可以用自行车替代。但粮食没有可替代性。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粮食来解决饥饿问题。
  在最严重的灾荒年，树皮、树根可以充饥，再好的衣服、再好的汽车也不能替代当饭吃。粮食产品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保证粮食供给首要目标是保证粮食供给的公共和公平性。由此决定了粮食生产和分配制度的设计的原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也决定了粮食生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能过度依靠国际贸易，要保证一国粮食一定的自足性。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的深层原因。粮食生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对市场和资本接纳是有前提的，即要保持农业产品供给所具有的公平性和自足性，也决定了农业生产资源和产品分配的掌控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和资本，因为市场与资本只能解决效率性，无法有效解决公平性。
  所以，无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替代农业生产的自然力。
  农业生产所具有的公共性、公平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走在国家公共权力调控下的有限市场化、资本化之路。

  ——提高土地亩产效率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农业生产人均效率。
  三 家庭小农+合作社+市场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之策
  农业所具有的公共、公平的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提高土地亩产效率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农业生产人均效率。在农业生产制度设计上，农业生产人均效率与亩产效率，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如果农业生产追求人均效率最大化，那么农业生产就必须按照资本化、大规模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路线进行。
  实践证明，这是提供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如果按照满足土地亩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进行，那么农村生产的就沿着适度规模，发挥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作用的逻辑进行。农业规模化确实可以提高人均的产出效率，但不等于一定能提高土地亩产的效率。
  无论农业机械化程度有多高，在土地数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农业的规模化与机械化经营，提高的是人均生产率，而不是土地粮食的产出率。
  增加土地产出效率必须增加土地数量，进行种子改良、提高土地质量等。无论农业机械化程度有多高，机械化无法增加土地数量。
  机械化只能提高人均生产效率，无法提供土地产出效率。农业的规模化与机械化，产生最大效应就是原先由五个人干的活变成一个人干而已。
  但是，在工业生产领域的规模化、机器化可以实现人均效率和工业品总量的同步增加，是因为工业产品所依赖的原材料供给可以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而提高。这就是农业与工业的根本区别。如果按照工业经济的原理，期望通过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实现农业亩产率，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误区。
  农业生产制度的设计，到底是满足生产效率为主，还是满足亩产效率为主，影响着农业生产发展方向和生产方式的选择。如果农业生产追求的是生产效率最大化，那么农业生产制度安排的逻辑就会沿着规模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贸易化的方向走。这条路线，就是目前世界粮食体系的路线。
  如果把提高土地产出率，作为农业制度设计的第一目标，实现土地产出高效率的恰恰是小规模家庭农业，恰恰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中国农业发展，都用实践证明，小规模农业比大规模农业有更高的亩产效率。因为小规模农业可以精耕细作，进行多样化种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此外，农业生产是顺应天时、季节变化，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需要一种自主性更高的弹性管理。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历史，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都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农业生产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
  农业生产很难像工业生产那样不受天气、 四季变化的影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在农忙时，每天劳动不是八小时，而是更长的时间，冬天农闲没事时坐在家里聊天。农忙的时候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6岁的孩子，都可以成为劳动力参加劳动。
  全球有近5亿小型家庭农户供养了十几亿人口。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满足中国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的主体是小农户经济。
  截至2016年底，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即2.6亿小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

  ——如果农业生产目标是首先满足土地产业效率兼顾生产效率，就能够实现两者的统一。
  四 警惕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的陷阱
  当然，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追求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并不是绝对对立。其关键就在于，粮食生产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农业生产目标定位于生产效率，兼顾土地产出效率，那么这两种效率很难兼顾，最终走向对立。
  如果农业生产目标是首先满足土地产业效率，兼顾生产效率，就能够实现两者的统一。
  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央提出的“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模式，这种制度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有限的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制度。
  这样一种制度才能保证农业回归本有的轨道上来，才能使农业所有具有公共性、公平性、自足性、小农性的特性，成为满足“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功能。关于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问题，虽然中央提出一系列的顶层设计，但是在长期形成的极端市场和资本思维的作用下，在具体落实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时仍存在着走偏的风险。
  目前，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的是，在一些地方关于农业生产的规划和具体的实施中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按照高效率农业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按照这个思路形成了把中央提出的适度规模变相为追求大规模，利用土地流转政策人为地搞万亩、千亩的大规模农业。
  按照搞大规模农业逻辑，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自然无法纳入政府鼓励的视野，引入大资本、大企业就成为必然。
  这种思路严重偏离了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战略要求，也违背了农业发展本身具有的规律。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大规模农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首先满足的是自己消费的功能，剩余的进入市场。即使价格下跌，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要进行生产；即使价格再高，也不会全部卖掉。
  如果真的有了粮食危机，在农村的家庭还可以把剩余的粮食送给城市的亲戚。
  可以说，半商业化的中国小农经济，在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上具有一种天然的调节机制。而纯粹的资本农业，则完全不同。如果价格下跌, 就会停止生产；如果价格高，为了获利，还会囤积不卖。
  将中国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交给唯利是图的大资本农业，这显然是一个冒险。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命力的怀疑，并不仅仅是在今天。全国解放之后，在“小农经济是形成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理论的作用下，为了防止小农经济演化为资本主义，开始了把小农经济变成集体管理的规模经济改造。
  计划经济时代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消灭小农经济给中国会带来粮食危机的灾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包就灵”的秘密在哪里，就是把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找回来。
  在理论界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激励的政策，是利用中央提出适度规模来借题发挥，实际上是追求大规模化农业之路，出台政策不是激励目前已有的半商品化家庭农业、低成本的兼业农业。而是鼓励大资本进军农业，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把作为中国农业最基础的主力军小农经济给挤压，让他们把土地出让给大公司。把农业现代化寄托于现代化农业企业，这仍然局限在资本思维的逻辑中。
  而这些唯利是图的大公司，既没有小农户那样对土地有感情，也没有小农户那样真心。
  但这些大企业给政府描绘了一个诱人的现代化农业蓝图。这个蓝图并不是能够稳定为国家和民生提供粮食生产的蓝图，而是一个以万亩为板块形成的附加值很高的现代化农业，而且各地还形成了互相攀比。在这样一个农业现代化蓝图中，看不到小农经济，看不到农民，乡村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未来的农业就是一个和乡村无关、和小农经济的农民无关的高度机械化、智能化的无人农业。这样的农业就是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的翻版。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农业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会偏离中央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中国粮食安全也大打折扣，值得我们关注反思。
  最后我必须重申，我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一个极端，简单地反对现代化农业，而是提醒我们要处理好农业与市场、民生与资本、公平与效率、传承与创新等诸多之间的关系，是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生态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