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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冲突历经波折，不过已经在2020年1月15日完成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局面暂时缓和，但这无疑已经对全球化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供应链有所冲击，再次为经济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中美贸易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面临何种困境？又会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产生何种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认为，在双重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战略将发生深刻转变，即从原来的单一效率视角转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但是，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走向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这将导致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在中长期拉低全球经济增速。另外，产业转移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为我国进行产业巩固提供了时间窗口，我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提升仍然大有空间，通过化危机为改革动力，我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核心观点
中美贸易冲突领域的扩展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传统贸易的一体化，第二阶段则是生产一体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扩展。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军民两用技术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
中美在关税领域的冲突，表现为关税争端的持续升级，关税问题的主要解决机制是WTO，但当前这一机制已经濒临失效。
中美贸易冲突向直接投资领域、结构性议题扩展，这恰好对应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体化。
中美贸易冲突向科技冲突、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对应于跨境信息流动的全球化。
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巨大冲击：
疫情使得我国国内生产停滞，并通过出口供应链对其他国家的生产造成影响。
疫情进一步向欧洲国家和美国扩散，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过进口渠道反射影响到我国。
我国生产活动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我国在疫情冲击下进口供应链也受到外部冲击。
双重冲击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从全球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疫情冲击后其对供应链的管理战略将走向多元化，全球化的单一效率取向，将转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
在多元化的全球化路径下，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将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要通过多元化进行风险管理。
产业转移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为我国进行产业巩固提供了时间窗口。
我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提升仍然大有空间，通过化危机为改革动力，我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01、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了全球化新的困境 2020年1月，中美双边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并恢复了全面对话，双边贸易冲突暂时缓解。但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中美贸易冲突背后是全球化面临新的困难。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来观察中美贸易冲突的三大领域。可以看到，在关税冲突缓解的背景下，其他领域的冲突发展，可能仍然有相对独立的逻辑。
其中，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传统贸易的一体化。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相应的双边冲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则是生产一体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生产，对应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直接投资领域，一般涉及到市场准入、产业补贴等问题。1980年代末，日本、美国双边贸易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限于这些领域。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军民两用技术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军民两用界限日益模糊。于是，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这些领域。而中美贸易冲突领域的扩展，恰好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中美在关税领域的冲突对应于全球化的传统贸易一体化。自2018年初以来，中美冲突率先表现为关税争端的持续升级。在过去，关税问题的主要解决机制是WTO，但当前这一机制已经濒临失效。
第二，中美贸易冲突向直接投资领域、结构性议题扩展，这恰好对应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体化。中美在投资领域的冲突，体现在诸多的结构性议题上。具体包括市场准入、产业政策、补贴等问题。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中美在投资领域的冲突内容还扩展到了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强制技术转移等方面。
在过去，这方面对应的协调机制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以及特朗普上台初期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但两者均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在直接投资领域，美国指责中国的政策，而且还扩大了对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不必要限制。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达到460亿美元，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规模出现大幅下降，2017年～2018年，这一投资金额同比增速持续下滑，降幅分别为37%、84%。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只有48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为19.6亿美元，同比再降约20%。
第三，中美贸易冲突向科技冲突、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对应于跨境信息流动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早已跨越了1980年代日美贸易冲突中的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走向了更高阶的跨境信息流动一体化，这使得军民两用技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赵海，2020）。这一变化本身，对全球化当中各个参与国家之间的互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与此同时，中美战略互信持续削弱，并且中国在军民两用技术方面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在投资审查、技术管制、人才政策等方面对中国挑起争端。
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冲突从关税领域向投资领域的扩展，以及向科技领域、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延伸，恰好对应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2020年初，中美的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意味着贸易冲突、关税冲突本身有所缓和，这对两国和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有一定缓解作用。但是，第二阶段对应的结构性议题的谈判难度将明显上升。尤其是在第三阶段，由于军民两用技术涉及到国家安全，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限制，将会随着中国取得的相关重大进展而进一步升级。
可以预见，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家，卷入了更为复杂的科技领域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具有一定的长期性。科技领域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的较量混杂在一起，这将对全球化进程产生未知的冲击和阻碍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军民两用技术寻求安全使用的边界，以及国际多边解决方案，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向。在全球化条件下，信息技术和军民两用科技的高度发展、扩散，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边界，而美国逆历史潮流、试图通过“技术脱钩”来维护国家安全，这种做法成本过高，是负和游戏。
一个建设性的方案是通过建构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管控机制，以缓解技术和供应链安全担忧，从而避免中美脱钩和逆全球化趋势。这有利于缓和美国的安全焦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升中美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互信。关于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管控机制，可以由中美技术专家、或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协商，推动国际技术的安全标准更加完善，从而为中美增强互信创造可能性。
在可见的未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冲突，已经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重要障碍，中美之间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化参与国之间，必须寻求这一领域的解决方案，才能够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02、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冲击。与最终产品不同，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进口的中间品，是为了投入到生产过程。任何中间品贸易的中断，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从而造成更大损失，其影响远超中间品贸易本身的减少。我们可以结合疫情发展形势，来观察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疫情使得我国国内生产停滞，并通过出口供应链对其他国家的生产造成影响。这主要发生在2020年2月初到3月上旬。在这一阶段，疫情冲击使中国国内生产秩序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企业复工时间推迟、外地返工人员面临隔离期、复产工人缺乏口罩等防护条件，物流运力也受到了显著影响。这些对制造业的用工、库存、生产、运输、订单等都产生了冲击，尤其在当时的湖北疫区，影响更甚。
同时，疫情也影响到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中间产品，导致其他国家生产过程出现中断。由于我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的产成品库存以及运输时间的缓冲，暂时对我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不产生影响。不过，中国难以按时向其他国家进行出口交货，其他国家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第二阶段，疫情进一步向欧洲国家和美国扩散，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过进口渠道反射影响到我国。从2020年3月初开始至4月中，欧洲疫情仍在发酵之中，不过总体上新增确诊病例已经出现下降，欧洲形势全局上已经有所缓和。但距离完全恢复正常生产，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美国疫情还在暴发的过程之中。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中间品、最终品进口也将面临断档风险。在这一阶段，疫情进一步向美国和北美地区扩展，至此，供应链中断对欧洲、北美两个区域生产网络产生冲击。
东亚、欧洲、北美三个区域生产网络，是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区域中心，在欧洲、北美生产网络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难以独善其身，这时候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协力应对疫情，对于维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对疫情的全力防控以及在防控疫情的前提下统筹进行复工，对于全球供应链稳定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03、疫情第一阶段中国生产停滞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2020年2月初至3月上旬，中国生产活动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200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仅为6.8%，2017年上升至23.9%。截至到2018年，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身处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远超自身体量。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影响力还体现在中国居于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上。过去十多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品进出口占到相当高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共同发布的“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观察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中位数达到21.7%。
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及湖北省的生产停顿，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蝴蝶效应。武汉在汽车及零部件、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三大领域拥有成规模的产业集群，在国内甚至全球供应链处于关键节点。
汽车工业领域，武汉已经成为中国四大乘用车基地之一，世界汽车零部件20强有一半落户武汉。根据官方数据，2018年，三大支柱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了5000亿元。尤其在汽车产业链上，围绕东风汽车、上汽通用等五大整车企业，武汉吸引了规模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380家，涵盖底盘、变速箱、车身、电子、内饰、玻璃等主要零部件，零部件生产对下游整车生产影响巨大。
武汉在半导体、显示面板、光通信、激光、消费电子终端等领域打造“隐形冠军”，产业集群具有全国优势。相对于集成程度较低的医疗制造业以及进口替代为背景的光电子产业，武汉的汽车工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更加关键的地位。
2020年春节之后，中国生产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冲击。观察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对比2020年春节后、春节前的变化可以发现：出口运价指数从964.95下降至936.65，降幅为-2.93%。回顾2008年至2019年的12年间，春节后出口运价指数出现上升的有9年，出现下降的仅有3年，跌幅最大是2016年春节后的-1.26%。
可见，2020年春节后出口运价指数的降幅，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历史区间。尤其是2020年的出口运价指数变化，已经考虑到了推迟复工因素（延长的休息日期间不再发布运价指数），因此，2020年数据和其他年份具有可比性。
另外，从运价指数来看，同期疫情对进口渠道的影响则不明显。同样观察中国进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ICFI）的变化，可以发现：2020年春节前后，该指数变化几乎为0。在仅有的近5年数据中，有2年的变化超过-2%，有3年接近0。
这表明，目前进口运价指数尚在正常的历史区间，疫情对于中国进口的冲击不明显。集装箱的主要运输内容是工业制成品，当前疫情冲击反映到运价指数上，已经对我国的出口制成品产生了影响，但对进口制成品的影响还不明显。
分析短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的国家，可以看到：2020年春节后，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总体上出现了显著下降，超出了春节后变化的正常历史区间。在总体指数下降的情况下，各分区航线指数的变化不尽一致。其中，南非航线、东西非航线甚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另外，美东、美西航线各有涨跌，所受影响暂时不大。
从2020年2月中旬公布的运价指数来看，以下航线的出口运价指数已经受到了较大 冲击，具体有：日本航线（-2.5%）、欧洲航线（-3.6%）、南美航线（-5.4%）、波斯湾红海航线（-6.0%），韩国航线（-8.5%）、地中海航线（-10.1%）。
其中，向南欧和北非地区出口的地中海航线受到冲击最大。2020年2月中旬，南欧塞尔维亚的供应链已经受到冲击。由于来自中国的音响系统和其他电子零件短缺，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在塞尔维亚的一个组装厂将停止运营，这是欧洲首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停产的工厂。
此外，波斯湾红海航线、南美航线也受到了较大冲击，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体量较小，所受关注不多。另外，韩国、欧洲、日本这些地区的经济体量较大，而且从运价指数来看，来自中国的产品供应也受到较大冲击，这些国家的供应链停顿更加受到广泛关注。
同时，武汉也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重镇，武汉本身以及国内汽车供应链受到的冲击，也开始蔓延到韩国、日本。2020年2月初，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短缺，韩国现代汽车在国内的生产线已经大面积停产。同样的原因，日产汽车在国内的生产线也已经在2月中旬暂停了部分生产线。通用汽车的韩国工厂的生产线，也正在面临停产的考验。汽车行业的其他跨国公司正在密切关注自己的库存和全球供应链的暂时冲击。
04、疫情之下欧美生产停滞对中国进口供应链的影响 我们基于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从国别、产品两个维度，对中国进口供应链的风险进行初步的观察。结合疫情在欧美的蔓延情况，我们选取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五国进行分析。从中期来看，如果欧美疫情进一步扩散并持续时间较长，进口供应链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可能对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带来瓶颈制约。
不过，一些行业在需求端受到疫情的冲击更大，所以相应的供给冲击暂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单纯从供给冲击角度来看，我国进口供应链在以下行业领域面临一定的外部风险，即汽车行业、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医药行业、化工产业。
首先，在汽车及其零部件、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方面：这两大行业的供给链可能受到疫情的较大冲击。其中，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进口中，美、德、意合计占比40%。同时，我国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中，美、德、意、法、英的进口占比为40%。目前上述国家的生产过程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将是一个现实问题。此外，当前日本疫情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后续发展如果超出预期，这两类进口的供应链风险将更为严峻。当然，如果国内的终端消费需求也有明显下滑，则这方面的供给冲击将有所缓解。
其次，在发动机类产品方面：美、德、英、法、意五国占比合计为75%。上述大部分国家疫情严重，福特、通用的停工，可能影响到汽车发动机的供应。此外，意大利的柴油发动机、法国的涡轮机、燃气轮机在我国细项进口中都占有较高比例，可能对我国下游的汽车、船舶、发电等行业产生局部的冲击。
再次，在医药、医疗器械方面：美、德、法、意占比总和达到56%，目前虽然欧美大部分医药企业保持正常运转，但欧洲与美国普遍面临着医疗设备与医疗物资的短缺。另外，印度的疫情也在暴发的初期，而印度占据了世界1/5仿制药的出口，并且也对医药产品出口开始实施限制。全球范围内的医药产品与医疗设备短缺，也可能对中国的进口端产生影响。
最后，在化工产业方面：美、德、英、法、意五国的进口占比为36%，占比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其中部分产品的进口占比较为集中，例如，前文提到的催化剂、反应试剂、培养基三类产品，仅从美国一家进口的占比就达到了47%～67%。再如，仅从德国一家进口的与汽车产业和机械制造相关的防冻制剂、液压制动液占比就分别达到了45%、51%。目前，化工产品的进口供应链也已经受到了冲击。
在疫情冲击下进口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因此，中国企业也会反思如何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性，从而使得全球供应链更加倾向于内向型。如果进口供应链受到的冲击时间较长、境外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这将进一步强化进口替代型产业的发展，并削弱供应链网络的内外关联性。因而，即便从中国企业的视角来看，全球化的发展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05、双重冲击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疫情冲击，使得各国政府更加关注医药供应链的安全，以及更为广泛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在中美贸易冲突暂时缓和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调供应链安全，也使得中美经济再融合、全球化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从美国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来看，疫情冲击之后的全球化背景令人堪忧。在2020年2月中国疫情的高峰时期，美国部分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再次借疫情公开鼓动中美“脱钩”。
2月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媒体声称，“疫情暴发可能对美国是个好消息，因为可能有助于加快就业机会回流”。同时，2020年美国继续打压华为，在2月，美国众议院议佩洛西游说欧洲国家弃用华为。美国政府内部还一度试图禁止通用向中国提供民用飞机发动机，后被否决。
2月上旬，美国财政部还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管辖权得到扩大，甚至将敏感区域的房地产投资也纳入审查范围，中资企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审查。2月中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前局长戈特里博向美国参议院提供的陈述材料中，强调了美国应将医药供应链的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建议，美国政府承担成本，鼓励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日本更是在4月8日就宣布了一项22亿美元的一揽子政策，以鼓励日本企业回流、强化本国供应链安全。
从全球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疫情冲击后其对供应链的管理战略将走向多元化，全球化的单一效率取向，将转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由此全球化将呈现出多元化的新路径。我们注意到在中美贸易冲突期间，就有著名的跨国公司开始反思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在过去，这一布局的主要考虑是效率。
在中美贸易冲突、本次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的布局除了继续考虑效率因素之外，可能需要更多考虑风险而进行多元化布局。这类似于金融投资的资产组合，不把零件供应商放在一个篮子里。但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走向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这将导致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速。
在多元化的全球化路径下，这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因为其他国家同样会发生疫情，其他国家也会和美国发生贸易冲突。所以将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要通过多元化进行风险管理。而在过去几十年、相安无事的全球化大潮中，这是未曾得到重视的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产业转移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为我国进行产业巩固提供了时间窗口。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供应链，往往是汽车、电子等集成度较高、供应链较长的产业。疫情期间，汽车、手机行业的许多跨国企业生产、供货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生产线甚至停产。不过，在中期内，汽车、电子产业恰恰难以发生产业转移。这些产业的特征是：新建产能需要大量资本，对工人技术有一定要求，还需要供应链网络匹配。例如，一般的半导体晶圆厂的投入门槛就要以十亿美元计。
可见，上述行业要重新配置全球供应链非常复杂，中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服装、玩具等集成度较低的制造业则可能较快发生转移。在此背景下，我国进行产业巩固仍然有一定的时间窗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仍然大有可为，我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提升仍然大有空间。通过化危机为改革动力，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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