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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目前中央及各部门正在制订十四五规划及确定2035年发展目标。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5年、15年以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格局当然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对新格局很多新提法，包括双循环、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包容性增长、平衡增长、低风险增长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新提法中最新颖、标志最大转变、最切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是双循环。
双循环的官方表述为，我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表述可以看出，双循环的主流是国内大循环，简言之内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主旨是加快内循环。
为何现在提出加快内循环？当然并不表明放弃甚至是放松国际循环，即外循环。对外开放仍是基本国策，外循环应该继续尽力而为， 就像我国最近促成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贸易协定》)的签署并表示积极考虑参加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显示的那样。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鉴于东、西方， 尤其是中、美两国地位的此长彼消，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持续崛起将不断遏制，不管谁当美国总统都将是如此，且世界“去全球化”趋势也难以改变。面对这一变局，我们一方面应尽力地反遏制以保外循环，另一方面则必须正视今后外循环阻力不断增大的趋势并相应地调整我国的发展布局。
我国的外循环，主要体现在我国与外国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四大领域。美国正在推动与我国在这四大领域的脱钩。在商品贸易领域，中美贸易战已战火连天地打了两年多， 拜登上任后虽对我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可能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会将贸易战继续打下去，且会将此延伸至服务贸易领域。在直接投资领域，我国的对美投资，尤其是科技投资， 一直受到美方的严格限制, 近两年来更到了几近被禁的地步; 美国的对华投资也已开始受到强力遏制。在金融投资领域，本来就双向都不多，今后要增加将更为困难，最近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投资者买入所谓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我国企业股票就是例证。问题还在于， 美国极力拉拢其西方盟国跟随其与我国脱钩， 虽最后多少国家会跟随目前难以预测，但无疑意味着形势将更加严峻。
所以，虽近日来随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和RCEP签署市场出现乐观气氛，但此难长久, 中长期而言，我国的外循环环境必将恶化，上述4大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增长比以前放缓将是既定之势，甚至不排除在某些时期出现下降。美国总统选举后拜登的讲话和奥巴马推出的新书中关于中美关系的表述显示了这一点。
至于放缓的程度，应该说目前还难以预测。但放缓的趋势已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并采取应对措施，急速放缓甚至下降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更要求我们未雨绸缪以有备无患。 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我国内循环的潜力巨大，过去在外循环快速时被低估与低待。现既然外循环受阻，加快内循环是必然的应对之举。其实不光是应对之举，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也是水至渠边；我国经济发展到今日内循环的潜力已到了大显与爆发之时， 同时对于外循环的依赖度也比以前大大降低。
因而，以内补外，即以内循环加速补外循环放缓，即必须，又可行，这就是双循环的逻辑所在。
关于加快内循环的要义，第一，其目的是做大做强内需，即经济的内部需求；第二，其手段是加速内需在国内市场的循环；第三，其应与外循环相互促进。
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第二点, 即如何加速内需在国内市场的循环。所谓循环，就是主要依赖内力自我实现式地运动， 则内需在国内市场的循环就是内需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力量自我实现式地增长。如何加速此内循环呢？应在四个层面或方向上展开。一是在商品/服务供需的匹配及流通层面，优化内需与内供(国内供给)的对接。我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比如，很多居民去国外购买高档消费品，甚至购买我国的出口产品，说明国内的供给未能充分满足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在这一层面上的优化是加快内循环的基本内容与要求。二是在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层面，优化所有制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经济应对内进一步开放，在国民经济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应地增加民营经济的比重。同时，生产要素的配置应进一步市场化，在劳动力/人力、资金/资本、设备/土地等方面消除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在这一层面上的优化是加速内循环的根本保证与要求。三是在产业层面，加速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即加速传统产业/产品的淘汰和新兴产业/产品的成长。应进一步推动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当前我国乃至全球经济正在向智慧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将同时催生智慧型需求， 即智慧型消费和智慧型投资，和智慧型供给，即智慧型产业/产品以及通过“物联网+”进行传统产业/产品的智慧型改造。如此的转型必将是内需和内供的大循环，是加快内循环的难得新机遇。四是在地区层面，加速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方向是加速城市群的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内需将日益地聚集于城市群。城市群的兴起过程，是内需的空间重新配置过程，也就是内需在地理上的循环过程。我国正在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为首的十九大城市群，是加快内循环的又一新维度。
如此地加快内循环，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主要支柱和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格局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对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经济有什么意义呢？意义也是深远且决定性的。
香港经济的定位一直是我国与世界联结的“超级联系人”，在本文的语境下便是我国外循环的一个超级枢纽。今后我国形成双循环格局，其中外循环持续，香港将继续作为其超级枢纽，从而香港以其国际化优势作为我国与世界之间“超级联系人”的定位不变，香港经济将继续得益于此，同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贡献。
但如前所述，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外循环今后将遇到重大阻力，从而循环速度势比以前放缓甚至下降。则香港的外循环枢纽功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近几个月来美国对香港的各项制裁已经表明在中美冲突中香港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不能指望香港的外循环枢纽走势与我国的外循环走势背道而驰。
这并不是说今后我国外循环将不保, 香港的外循环枢纽角色将丧失。我国外循环和香港外循枢纽所通过的贸易与投资业务的当前规模可望得以保持。可是增长呢？香港经济要保持以前的增长速度, 就要求支撑此增长的外循环枢纽相关贸易与投资业务保持以前的增长速度。
这能够做到吗？香港外循环枢纽相关贸易与投资业务就是上述我国外循环的4大贸易与投资领域业务通过香港实现的部分。既然外循环的4大领域增长放缓，那么其通过香港实现部分的增长也将随之放缓，这是逻辑的推论。何况，香港还面临着深圳、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外循环方面的持续竞争，内部又存在着社会运动损害枢纽功能并导致外资撤出的威胁。所以我们不得不对今后香港外循环枢纽业务的演变进行认真的思考、分析与预测，正视该业务增长放缓的趋势，并从风险角度考虑最坏情况下此业务下降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香港经济与我国内地经济紧密相联，会弱化于我国外循环的放缓，也可增强于我国内循环的加速。那么逻辑上便是，既然弱化于外循环放缓，何不增强于内循环加速而将损失补回来呢？在此意义上，香港也应以内补外，可谓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这就是双循环对于香港的意义所在。
此意义要求香港经济融入我国经济的内循环过程之中。如果说我国的双循环是势在必然，则香港经济融入其内循环就是大势所趋。其实，这也正符合中央对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期望，且指出了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的一个实际切入点。其实，就算我国外循环不放缓，只要内循环加速而香港又被赋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大湾区的机遇，融入内循环就是必然与可取的。
在此解释一点，上面所说的香港外循环枢纽业务放缓是就传统或当前枢纽业务的变化趋势而言的，今后香港经济融入我国内循环，结果有可能催生香港新型的外循环枢纽业务。这对我国而言将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方面， 对香港而言则为香港的外循环枢纽或“超级联系人”角色增添新的功能。至于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一个大课题，容待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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