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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策略] 李小云: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出现“三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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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0 09:10: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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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近年来乡村呈现了独特的问题——“离土”、“守土”与“归土”,“三土聚合”。这“三土”现象集中呈现了中国乡村变化的核心特点,构成在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乡村的“三重变奏”。
首先是“离土”,这一现象以前由于很多原因十分缓慢,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强,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减弱,但其总体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离土”的过程使得中国三四亿人离开乡村,构成今天城市居民的主体。只要城市或城镇空间能够不断接纳外来人口,乡村人口还会继续向城镇转移。而且随着城乡社会的公共服务差异不断缩小,农民整体素质逐渐提高,乡村人口有了在城市更强的“落脚”能力。
  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乡村人口主观上不愿意流动,而是由于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被差别化对待,且农村人口的知识技能难以满足城市现代化需要。当然,“离土”的趋势仍在持续,因为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远超农业对GDP的贡献率,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离土依然是当前乡村振兴的主旋律。
在“离土”的同时,中国乡村又出现了“守土”现象,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尽管他们可能早已离开乡村,但仍旧守着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
  第一种情况是“不得不守”,在有些极度贫困的地区,有些农民由于多重原因无法掌握能在城市安身的知识技能,流动能力薄弱,为了生计安全,只能留守乡村。这种情况比较少,主要发生在深山区或少数民族聚集区。
  第二种情况是“守望预期”,这是中国人“守土”的核心。很多农民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甚至子女已经是城市户口,但仍旧守着家乡的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实际需求。事实上,他们在守望着某种来自城市的预期。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长,使得“农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人希望获得农村的土地,而由于中国特定的土地制度,城市人购买农村土地是违法行为,农村的土地只能在农村社区内部流转。但由于农民普遍缺乏流转土地所需的资本,所以参与土地流转的兴趣不强。依靠土地与房产是中国人的致富经验,城市人对农村土地的期望也提高了农民守土的决心,囿于制度因素,农民或者自己种一点,或者租给他人,或者撂荒,他们在等待中继续“守土”。
  第三种情况是“守望福利高地”。国家制度允许农民在进城的同时,可以不放弃乡村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农民进城谋得一份职业,一方面能获得市场对行业的优惠补贴,另一方面也能拥有国家对乡村的福利政策。农村不仅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还逐渐成为“福利高地”,农民也慢慢有了“隐形”政治价值,自然愿意守住手里的“香饽饽”。
这三种情况中,最为普遍的是后两种,“不得不守”的情况极少,我相信那些农民也能守住,不过当地会成长出观光旅游等新产业,传统乡村终将消失。现代化发展必会带来传统乡村结构的解体,关键是我们该如何适应,此类的“守土”现象也只是中国乡村振兴过程的时代低音。
  在“离土”和“守土”之外,中国乡村最近又出现另一个趋势,可以称之为“归土”。首先是一些基本解决现实需求的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不大需要社会的公共服务,于是在乡村安静地过起自己的生活,这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主流话题。还有一批人手持资本,看到了乡村的稀缺性,希望在乡村投资创业,属于商业活动。
  最特殊的现象是知识分子去到乡村,严格意义上不算“归土”,更适合称为“去乡”。与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相似,当代“去乡”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乡村作为问题”的语境中通过实践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参与这个浪潮的知识分子同样各怀动机。
  一批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奉行现代发展主义,希望通过实践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让乡村接入到现代化的铁轨上,可以被批判为乡村传统的破坏者。另一批知识分子偏后现代,他们的“去乡”行为从正面讲是情怀,从批判角度讲更多是个人改造社会的一种想象,在思想与现实中可能发生割裂。总之,因为社会结构拉长,后现代、现代、前现代群体各方“势力”混在一起,这些“去乡”都是实现知识分子个人理想价值的行动,与农民自己的需要、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包括“去乡”在内的归土趋势,在主流之外,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协奏曲。
  “离土”、“守土”和“归土”作为中国当代乡村发展的三重变奏,清楚地折射出中国处于传统—现代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折射出中国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转型困境,这种转型困境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城市—乡村”关系的重新建构。最核心的是,中国通过乡村振兴政策推动国家现代化过程,也呈现出了相当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张力。
  摘自南都观察家《李小云:中国的乡村振兴仍是一个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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