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户基础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近代以来，中国开启“被卷入”的现代化进程，传统家庭制度也被看作专制统治的“坚强堡垒”，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家庭制度开始进入历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以解构传统中国社会与国家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国家庭研究成为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主要研究家庭的现代化变迁，遵循的是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并没有深刻揭示中国家庭与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直到家户制的提出，家户研究才开始成为解密中国家庭与现代国家进程的关键钥匙。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户制原有的制度支撑体系已经基本解体，但家户制却通过家户理性以现代家户的形态进入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构成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家户底色。这种家户底色以其历史动能，通过家户社会的受让整合、家户经济的优势叠加以及家户政治的错位发展孕育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家户基础。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家户不但没有因为其传统性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变革中，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并演化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内生优势。以往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源于其后发优势，但从家户基础的视角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根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机制与进程，并在后天的进化中逐渐演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政治制度如此，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亦如此。理解中国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对家户底色与基础的分析。将家户研究带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可以更加完整地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家户制”的提法源于徐勇教授于201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农村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文，之后家户制开始成为学术争论与对话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学术命题。家户制的提出虽然是近十年的事情，但是与此相关的研究——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却一直长期存在。正如丹尼斯·舍曼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所言，中国文化的核心方面是家庭，进而扩展到祖先。中国家庭之所以如此特殊，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都是同家庭制度镶嵌到一起的。然而，受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对个体政治或者阶级政治强调的影响，中国家庭制度一直处于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直到家户制的提出，才有了“将家庭带进国家研究”的呼声。尤其是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家户制开始成为政治学界普遍接受的标志性概念。

徐勇教授认为，家户制是中国农村本源性传统和本体性制度，他指出，“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的家户制。从这一定义出发，家户界定的核心在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与传统国家的统治密切相关。户籍制度的大规模推行源于秦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厉行的“编户齐民”政策。“编户齐民”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政治意义：一是被编户后的农民是国家承认和保护的臣民，拥有形式上平等的政治身份，国家统治权力由此延伸到基层社会，它同郡县制、官僚制一起孕育出传统中国的现代国家特征，中国也因此成为“早熟”的现代国家；二是编户后的家庭是国家征收赋役的基本单元，是传统国家运行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象征。从历史实践来看，家户制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原生形态，其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国家形态演化的一部分，并构成传统国家演化的本体性制度和基础性制度。相对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内涵，家户是一个受限制的具体的政治单位，这就决定了家户与家庭在政治意义上存在严格的区别。正是户的存在使得家庭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也使得家户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凸显。

传统家户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发生演变并以家户的形态一直延续至今。关于家户与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关于家庭与传统国家的关系研究。相关研究认为：(1)“编户齐民”使得小农家庭摆脱氏族的躯壳成为国家承认的独立单位。(2)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基本特征是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制度是中国国家文明演进的重要基石。(3)中国家庭制度是传统乡村“自治”的核心与根本，也是传统国家“简约治理”的制度基础。(4)中国农民以其家庭生存理性为基点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同国家权力发生互动，如起义、叛乱与革命。用福山的话来讲，“迄今，中国家庭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竭力捍卫它的自治，不愿接受政治权力的干涉”。所以，中国家庭同传统国家的演进是密不可分的且构成了传统中国国家演进的社会基础。

二是社会学中关于中国家庭现代化的研究。其结论是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同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亲和性，并表现为现代化的适应性。这一研究路径是对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否定了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线性路径和家庭研究的“唯名论”，肯定了中国家庭的特殊性，认为中国家庭是一个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有机实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家庭发展主义目标和家庭经济理性的驱动，“中国农民家庭通过代际合力和家庭再生产具有高度整合的动力和能力，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压力”。尤其是肯定了家庭理性的变迁对于农民家庭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当然，关于中国家庭现代化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对既有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虽然肯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积极作用，但是关于其如何作用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尚处于萌发阶段。

三是政治学中以家户制为基础的中国国家进程研究。近些年，田野政治学将家户带入国家进程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事实上，家户制本身就具有“中国特性”，它从开始提出就源于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延续性”机理的思考，并在中国国家进程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在国家进程中的家户制研究中，分别形成了“家户理性”“家户主义”“家户产权治理”“家户国家”“家户制政治形态”“韧性国家”“祖赋人权”等衍生概念。以上研究认为，家户制是传统中国的基础性社会制度，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家户国家。在家户国家之中，具有韧性特质的家户小农，为中国国家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延续和稳定的机制，并生成韧性国家。因此，作为内嵌于传统中国国家进程中的家户制，以其历史延续性进入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而且其基础性作用更决定了它本身的学理价值与意义。家户制将中国家庭制度带进一个全新的领域，回归家国传统以探寻现代家国关系。

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户研究源起于“农民理性的扩张”，它主要解释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传统主义的农民国度里，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相对稳定的现代化奇迹。“农民理性的扩张”指出，作为一个在农业文明之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农民性与国家性紧密相连。传统农民理性，包括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忍耐等理性品质，以其惯性进入工商业社会后会形成扩张势态，产生一种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优势结合的“叠加优势”，释放出其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进而从内生性层面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出现。即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同农民理性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而中国农民理性本质上是农民家户理性，并非农民个人理性。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户，在以强大习俗为支撑的传统家庭制度面前，个人从属于家户而没有独立性。因此，农民理性的真正形态是家户理性，传统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忍耐等理性品质的目的都是为了家户的生存、延续与发展。家户理性成为中国农民一切社会行动的基本遵循。

农民家户理性的存在肯定了家户在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突显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家户特质。按照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国家现代化包括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三个主体部分。中国传统家户制所形塑的家户属性以其具体的社会实践，通过家户社会的受让整合、家户经济的优势叠加与家户政治的错位发展，孕育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内生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现代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自洽性而非对抗性，这种自洽性的核心表征是社会主动接纳现代国家的整合并表现出亲和性。其中的内因同中国家户社会的基本形态密切相关。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广大乡村社会仍然是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中国农民仍然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家户系统内部，并依据家户理性来进行行为选择，形成独特的家户社会形态。从中国的本源性传统来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户社会依然可以概括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形态。在家户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家户理性的支配。

第一，农民的家户理性孕育出一个公共性匮乏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缺少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因，无法通过自身力量实现现代化进程，进而为现代国家进场创造了条件。农民家户理性的现代转型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这一制度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其中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解决了高度市场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承包权归农户又解决了高度市场化背景下家户小农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最终确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终完全释放了家户小农的经济活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给每一个家户提供了均等的改变家户命运的机会，而且不用担心会失去土地。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农民“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并逐渐被卷进一场当代家户经济实力的时代竞赛之中，其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是不至于在这场家户地位、身份与权力的时代竞赛中落后，以至于被边缘化。从农民的家户理性来看，整个家户社会都被卷入到如何实现家户向上发展的内向竞争之中，农民行动的基点在于如何获得足够多的货币收入以支撑家户的向上流动。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动机参与家户外部的公共生活，社会本身不具有自我整合与发展的能力。生活在家户中的农民无法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积极行动者，进而孕育出一个公共性匮乏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公共性的匮乏导致中国现代社会因缺少主体性而缺乏自主发展的能力，社会自身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群体利益的组织化表达，进而无法孕育出重构社会结构与基础的现代组织体系。所以，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失衡”“社会断裂”与“社会抗争”。直到现代国家进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上述社会问题才逐渐化解。

第二，家户社会表现出对现代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亲和性，社会现代化逐渐进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通过城乡流动，不断参与到现代化之中，并在家户理性的支配下积极主动地适应现代化。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在获得家户发展机会的同时，不断地孕育出农民对于公共物品的内在需求。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消费革命，不断地衍生出农民新的家户需求结构与目标体系，进而不断将农民行动束缚在家户理性之中。因此，农民虽然有公共性需求，但无法自主产生基于共同利益与目标的有效集体行动。在此背景下，家户社会对国家进场表现出自然的亲和性，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了内在需求上的一致性。一方面，家户社会主动接受国家的制度化建构以实现自身的公共性需求，另一方面，现代国家通过制度下乡、法律下乡、政策下乡、服务下乡、宣传下乡、人才下乡、科技下乡、资本下乡等国家建构的路径，不断化解基于公共性匮乏而出现的乡村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以实现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以乡村社会与现代国家整合为基点，社会现代化逐渐融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

第三，家户社会的现代变革，实现了中国从传统“家国一体”向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的历史性变革，型构了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在家户小农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传统国家，由于国家财政的有限性，国家没有能力将政权延伸到县级以下，乡村“自治”成为传统国家实现社会统治的最优选择。传统国家通过家国伦理同构实现了家国一体的同质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国家开始基于阶级同构的方式，将乡村社会整合到现代国家进程中，最终伤害了农民家户生产的积极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因此停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制度化方式，重构了家户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结构，中国社会也因此从传统家户社会开始向现代家户社会深度转型。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国家不断通过制度化赋权和市场激励的方式，将家户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纳入利益深度同构的时代进程之中。家户的活力与生命力被充分激活并积极融入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区别于传统家户社会，现代家户社会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的特征。因此，传统基于封闭性、静止性与脆弱性之上的乡村社会“自治”结构与基础已经基本消解在现代性之中，社会本身失去了自我整合的内在动力与基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需要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而国家也需要整合社会以维持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国家与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以高度的默契实现了一体化。因此，家户社会的现代变革促成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型构了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社会条件。

总的来说，伴随着家户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建构，家户社会孕育出一个自主性和公共性匮乏的当代中国社会。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公民社会”无法依靠社会的力量自主发育出来。过往遵循西方政治发展基本预设，部分学者将其归结为国家对社会的“集权式控制”，导致社会本身自主性的匮乏。而实际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并没有直接干预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具有足够的自主发展空间。但基于历史传统形成的中国家户社会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的个人社会存在本质不同，遵循家户理性的当代中国农民基本没有动机参与外部的公共生活。而后期国家的进场正是为了解决家户社会基础上社会现代化自身能力不足导致的社会失序与衰败的问题。这种国家进场是家户社会的主动需求，即受让整合的过程。现代国家也积极完善和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为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传统小农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家户经济，中国传统国家的经济形态也以家户经济为基础。长期以来，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本形态的家户经济被看作中国传统国家维持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也被视为被改造的对象。然而，令人吊诡的是，传统家户经济在长期发展、渐进改进的基础上，却积极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不但没有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阻碍，反而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形成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内生经济优势。

第一，家户经济的自主风险规避能力与再生产能力，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稳定器。在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主流动，进退自如。即使遭遇外部危机，他们仍然可以退回到家户内部。因此，现代家户经济具有经济风险的自主规避能力。这种制度化带来的家户生存保障，使得农民可以将全部精力投身于市场以获取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增进家户经济目标的实现。同时，家户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经济单元，受家户理性的支配，又具有很强的自主再生产能力。这种自主的再生产能力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家户的自我再生产阶段，即乡村社会内部家户实力之间的竞争阶段，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家户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以具体的符号系统表现出来，如盖新房、穿花衣、买家电、骑摩托、置农机等。二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扩大化再生产阶段，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家户向上发展的彼此竞争阶段，家户向上发展成为政治正确，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家户内部的代际合作实现子代家庭向城市的流动。为了实现家户的再生产，中国农民可以不断适应经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即使遭遇家户与经济变故，农民也可以依靠家户社会内部的互助网络，能够很快地从困境中自我恢复，并重新进入外部市场。这意味着，置身于家户再生产目标的家户经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保持了足够的韧性，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注入稳定性力量。而且家户经济的自主风险规避能力，使得中国农民不会因为生存压力而走向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面，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就具有了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第二，家户经济的产权稳定性和内向型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有序性和城乡的融合发展。家户经济的核心是家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以及家户经济的内向性。一方面，家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了保底功能，部分农民即使无法最终在城市落地生根，仍然可以回归农村社会，避免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对城市的敌意以及大量贫民窟的出现。另一方面，家户经济的内向型发展，使得农民进入城市获得的物质财富最终反馈到乡村家户内部，乡村家户通过不断提升和累积家户的竞争力，最终成功实现城市化。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以一种有序的递进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中国城市化的基点是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因此，本质上中国城市化进程就是家户小农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扩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农民具有自然的亲和性，城乡之间不存在系统性的身份歧视与对立情绪，反而呈现出同质性的一面。同时，家户经济的内向型，使得农民将从城市获得的财富、资源与能力不断地带回乡村社会内部，城乡之间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城乡之间的发展也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走向融合。因此，同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分离与对立不同，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

第三，在家户理性的驱使下，家户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亲和性，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户制孕育出的农民家户理性能够很好地融入市场经济对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性要求。但相对于个人理性，家户理性具有更强的伦理自觉性，即农民追求经济目标的动机源于家户伦理的自我驱动力。这种家户伦理传统上表现为农民对于维持家户生存与延续负有的自然责任与义务，在当代则表现为农民对于家户发展尤其是家户经济目标实现负有的自然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农民都是通过努力生产和劳动来践行家户理性的，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都指向家户延续与发展上。而且为了家户整体利益的实现，个人往往具有严格的禁欲主义特质，如勤俭、算计、求稳、忍耐等。这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相似性。这是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就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内生优势。以往我们经常将中国经济发展归结于有效制度安排下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事实上中国巨大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中国人行动背后的家户伦理及其孕育出的家户理性。

总的来说，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家户制所生产出来的家户小农与家户经济的理解是存在历史局限性的。它不仅支撑了早熟的现代国家，而且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延续。只不过，传统家户经济受到土地私有制、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历史因素的限制，并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活力与生命力，但家户小农一直以其特有的韧性不断地进行再生，当其进入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后，其所孕育的历史动能就被完全释放出来了。家户经济的理性优势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理性优势实现了优势叠加，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因而，离开家户就无法完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中国这片“社会土壤”的基础形态就是家户社会，家户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家户社会区别于西方的个人社会，也由此构成了区别于西方个人政治的中国家户政治的基本底色。在中国，个人的行动则受家户理性支配，个人生活在具体的家户生活之中而不是政治生活之中，个人首先要完成的是家户理性所赋予自身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并据此决定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同国家发生关系。受此影响，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家户对政治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在传统家户之中的中国农民无法自主地参与外部政治，孕育了强大政党产生的社会基础。费正清认为，中国农民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国，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它是当地政治生活负责任的部分，是培养农民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政权的训练基地。传统中国将家户打造成一个具有内在导向的自成一体的单元。除非家户生存出现危机，否则农民终其一生都不会走出村落去参与外部政治。生活在传统家户中的农民天生没有政治权利的主张，只有生存权利的主张。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中国农民无法自主获得现代政治意识。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因此，直到近代，农民都是被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宣誓代表。“农民需要先进阶级的领导、组织和思想指导，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的行动者。”近代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军阀混战，农民家户生存危机持续爆发，生存权利受到严峻挑战。一方面，传统国家无法继续有效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利而面临崩溃；另一方面，社会被各种地方势力所控制，失去了整合的能力。中国最终选择以政党为中心建立现代国家的模式。现代政党发展的核心功能是代表性，这同中国家户社会的农民特质具有内在契合性。与传统国家的代表性不同，现代政党的代表性是通过权利赋予的方式来实现政治动员。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农民革命，而只有土地革命才能将生活在传统家户之中的中国农民带进现代国家进程。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逐渐成长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党，并最终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现代国家。

第二，农民家户利益的制度化建构，推进了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并保持延续性。领导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人口大国有序进入国家现代化进程并持续获得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农民的家户利益——即家户的生存、延续与发展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回应。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拉开了后革命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序幕，逐渐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国家现代化进程建立在农民家户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政党的过渡。从解决人民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建成现代化强国，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蓝图最终以制度化的方式回归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家户的生存、延续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所在。同时，农民家户通过城市化进程不断转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群体的基本形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遭遇新的合法性危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有序进入现代城市的。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地从社会系统内部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并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积累执政经验，不断强化了自身的领导能力。

第三，农民受家户经济理性的支配，积极参与到经济现代化之中，没有参与外部政治的内在动机，塑造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机遇期。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即使在经济与社会深度转型期间依然如此。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发展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家户理性与市场理性实现了叠加，家户经济很好地融入市场经济之中，农民积极投身于家户地位、身份与权力的时代竞赛中，没有动机参与到外部政治之中。其二，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始终保持经济快速稳健的发展，进而保证了农民家户能够持续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家户利益的增长并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城市化，城乡之间实现了家户理性的对接，中国的城市基层社会也不具备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因。其三，在缺少城乡政治民主化诉求压力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时间自主有序地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中国逐渐建构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政治民主的体系化建构为生活在家户中的中国人随时进入政治生活提供了全过程的制度与机制保障。这些民主制度与机制也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培育家户社会的公共性精神与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因此，在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条件下，现代家户理性塑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历史机遇期。

总的来看，从传统走出来的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生活在家户之中，他们对于参与政治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兴趣，除非政治本身关系到家户的具体利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家户的生存、延续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农民家户带进现代国家进程，并建立起稳定的家户利益输出机制。在此基础上，农民遵循家户理性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在当代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沉浸式地参与物质财富的创造并没有进入政治生活的动机，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释放了可能来自社会的压力，自然生成了政治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政治稳定，以及由此出现的政治秩序。所以，家户社会的存在以及家户经济的内向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定器。同时，持续的经济发展又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化地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本身也在经济发展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建设中不断孕育家户社会的公共性。本文将其概括为错位发展，这种错位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西方现代化理论往往将国家现代化看作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线性演化路径，忽视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传统的因素经过制度化的现代改造后同样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同时，西方现代化理论又将国家现代化拆分为各种要素的集合，比如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等。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社会与政治现代化的简单叠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有机统一的整体。社会、经济与政治现代化之间是互为条件的，是一体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政治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民生问题又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这其中体现的就是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道路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从现代化的行动主体来看，这种“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的基础形态是家户。在经历传统家户理性向现代家户理性转变的过程中，家户社会、家户经济与家户政治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到一起，以其独特的家户机制贯穿在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历史实践之中，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能量。

家户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力量，并不是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展现其历史功能的。家户历史功能的展开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建构之路。家户的现代转型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执政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现代国家，没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没有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没有现代家户实践的历史场域与历史条件。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是在政党逻辑主导下，家户理性同经济、社会与政治现代化的深度融合，进而演化出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内生优势。当然，现代家户的内生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趋深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逐渐重构家户理性，中国人也将最终走出家户进入外部政治生活。但在中国人走进外部政治生活之前，得益于家户理性所创造的历史机遇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已经基本定型和成熟，同时家户社会在国家制度化培育中也更趋于理性化，民主政治的建构与民主社会的培育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趋于一致。（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