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与“三农”结缘

武吉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5年6月，我从湘西团州委转岗到吉首市做代理市长，开始了比较深入地接触和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过程。我与“三农”结缘一直到退休后，有幸见证了这个阶段农村的发展变化。

盼望寨子能通“动力电”

当时的吉首农村，稍偏远的村寨，没有通电通公路。已经通电的村，不少是用木杆架线接通本地小水电。小水电丰枯矛盾突出，电压不稳时，照明昏暗。有的村寨缺水，遇到干旱，人畜饮水困难。下这些村需翻山越岭，走旧时留下的乡间小路。入村后村组干部和村民反映较多的，是解决饮水、通电、通路及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等问题。有的村支书和村民要求，寨子通电最好能通可搞加工的“三相电”（即“动力电”）。

情况明了后，市里根据群众意愿，按照“通动力电、架水泥电杆、主变压器到村和人口多的自然寨”的标准，逐步实施农村通电工程。

吉首20世纪70年代才完成通乡公路建设，之后陆续修建了部分通村砂石路。80年代中期，市里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000余万元，加上上级拨补，预算入不敷出，拿不出多少钱来建设通村公路。

时机盼来了。国家在1984年启动扶贫开发后，接着开展以工代赈，拨出粮棉布变现，帮助贫困地区兴建道路和水利。之后又投入扶贫款，开建人畜饮水工程。省属部门的帮扶，也给农村通电、人饮等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筹资渠道。

对农村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市委书记杨顺初确定，从急迫项目入手，分轻重缓急解决村民反映的饮水困难、水利设施失修、发展农村产业急需配套的通村公路等问题。

一年的农业农村工作盘子，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作出部署。

会议定下的项目与实事，分解到分管领导、主管部门和乡镇抓落实。时任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市长杨乔清、市农办主任胡德敏、市水电局长李承斌，都有担任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他们在动员农民投工投劳，提高建设质量，加强后续管理，延长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上，想了不少办法。有的人畜饮水工程没有找准水源，几经反复。

到20世纪90年代初，吉首完成全市192个行政村的通电，初步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同时，新建、改造、修复了一批农村通村公路和农田水利工程。乡村干部和市直部门同志，在实施工程中往返协调，日晒雨淋，辛苦不同寻常。

乡村干部的付出，是需要安抚的。岁末年初召开的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后来改叫经济工作会议），是市县领导做乡村主干工作的机会。办好会议伙食、确定一年任务、表彰激励先进、兑现目标管理，这些事情做到位了，散会后的落实，基层自有办法。对工作卖力的乡镇主干，市委注意关照、鼓劲。

省委1988年发出“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全省”号召后，我下到蹲点的寨阳乡曙光村，参加村组干部和村民大会。村支书杨昌顺直接发动大家上山植树，要求包栽包活。并告诉村民，封山育林、发展椪柑、板栗等干鲜果也是绿化荒山。他的讲话简短有力，村民一听就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的骨干，搞化繁为简的动员，确有一套办法。

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标准，国家也在与时俱进。1998年启动的农村电网提质改造，从接入大电网、电表入户、减少电损、降低电价，提升农村供电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方面，提高了建设标准，将农村居民用电价格从每度1元多降到0.59元左右的正常水平。

湘西进入国家西部开发范围后，朱镕基总理来州考察，确定扶持湘西退耕还林300万亩。加上烧电、烧气逐步替代传统烧柴、烧煤，湘西再现青山绿水。

近几年的扶贫攻坚，实施村村通水泥路。湘西许多偏远村寨，国家投入巨资铺设水泥路，新开、扩宽、硬化乡村干线公路和旅游公路，建成了凤凰腊尔山、花垣至里耶、永顺小溪，吉首至保靖吕洞山等一批乡村旅游公路。吉首矮寨悬崖上的家庭村和凤凰山江凉灯村，通村盘山公路国家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为苗寨村民打开了交通瓶颈，被村民赞为惠及苗家的德政工程。

农民吃碗饱饭，在湘西荒年一直是个问题。1981年底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湘西粮食增产，但仍然经不起水旱灾害冲击。当年我在吉首补点村做调查，村支书向我反映，村里有20%左右贫困户缺粮，要求市里解决通销粮。他说，补点，补点，国家年年要补一点。这反映了当时农村的贫困现状，表达了一些基层同志盼望上级扶持的思想。

1988年，湘西农村遭遇大旱。不少水源差的地方，粮食、经济作物减产失收，吉首当年粮食减产38.2%。市委采取加大冬粮、冬油、冬菜开发，向广州组织劳务输出，对重灾户、贫困户实行救灾救济等措施，实现了州委提出的生产自救、不因灾造成成批人外出讨米逃荒、不饿死人的目标。

1993年州政府换届，我接任李遨夫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一些老同志提醒我：湘西山高土薄，易旱易涝，有的地方长期缺粮，农民收入不稳。要攒劲，才能搞碗饭吃。

搞碗饭吃，要依靠政策、科技和投入。农业生产看起来是祖祖辈辈从事的大路活，实际上，越往后走，科学种田越需要专业知识、专业培训。

在市州工作岗位上，我有幸结识的农业专家，给了我许多指点。吉首市农业局局长郭学涵，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注重训练农技人员和乡村干部的动手能力。他讲解“双两大”（即“双株寄插、两段育秧、大兜大行”水稻丰产技术）和旱地地膜玉米栽培技术，要求培训对象扎裤子、挽衣袖下田操作。肖茂初农大毕业后分配到龙山县工作，做过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后调任州农业局局长、州农办主任。他多年在基层为县州领导办点，对农业技术钻研很深，乐于吃苦，驻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他对龙山洛塔精神有独到见解：他说洛塔人为解决引水灌田，18人下80多米深的天坑堵水奋战450天。大寨人是不怕苦，而洛塔人，是不怕死。郭、肖等农业专家的言传身教，一度感染、提振了农口和乡村同志从事农村工作的精气神。

从1986年开始，国家农业部选派司局级干部挂任州领导，扶持湘西州实施发展粮食生产、畜牧养殖和多种经营项目，帮助推广农村沼气，为州县农业部门改善服务条件。湘西同志赴京汇报，部领导与司局同志热情接待，尽力排忧解难。在湘西州挂任副州长的朱杰同志，后来调任国家计委农经司司长，经省计委易鹏飞等同志帮助衔接，他关照保靖、古丈，新上了黄牛和茶叶产业化项目。农业部还助推花垣、保靖、永顺三县申报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中国3779”粮援项目。该项目在花垣雅酉开工时，陈耀邦副部长赶来参加。

20世纪90年代中期，永顺、保靖、泸溪等县几遭水灾，冲毁大片河滩农田。在陈邦柱省长召开的永顺救灾座谈会上，保靖县委书记王德靖汇报到农民田地被洪水冲毁，没有饭吃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灾后，州里启动20万亩口粮田建设工程，工程在保靖县开工。湘西实施的农村建设工程，省计委、财政、交通、农办、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农开等部门，给了不少支持。

水稻、玉米、土豆，是湘西粮作大头。通过推广杂交良种和实用增产技术，加上国家采取全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粮补、农机补贴等措施，湘西粮食单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后来出现的外出打工潮，减少了农村的粮食消费，开辟了农民的增收空间。如今，湘西农村吃饭，已经不成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湘西人民扶贫攻坚历史进程中，湘西涌现了带头参与扶贫建房、建校、修路和产业开发的吉首军分区扶贫司令彭楚政，一心为民的州委书记郑培民，他们被党和政府树为全国学习的重大典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考察扶贫工作，在花垣十八洞村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经过省州县的认真贯彻，湘西实现从解决温饱到整体脱贫的历史飞跃。

2003年3月，省委调我任省农办主任，给了我学习、参与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机会。

改革后的省农办，主要负责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调研综合，农业产业化、农村经管、减轻农民负担、推广农村能源沼气等项工作。

到省农办后参加调研发现，湖南产粮大县多数是财政穷县，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湘西、湘南包括洞庭湖区的种粮农户，多数赚不了钱。我问过一位洞庭湖区曾溃垸遭灾的县委书记，他告诉我：遭灾，上级资金支持较多，政府的日子好过些；不遭灾，农民的日子好过些。当时财政状况稍好的县，大多工业基础较好，招商引资项目较多。而农村真正赚钱修房子的，绝大多数是靠种植高效经济作物、经济林果，发展规模养殖，从事建筑、运输，开办厂子、农家乐及经商发的财。湘西、湘南等地农村的山地开发，出现了一批小水果、香柚、脐橙、药材、蔬菜等规模经营大户。深入听取部门专家和基层意见，多数认为农业是微利产业，具有自然、市场双重风险。投资农业项目，在生产环节很难挣钱，赚钱主要靠做种苗培育和加工营销两头，靠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值。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省农办向省委省政府建议：在实施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要继续保持湖南的粮食生产能力，治理耕地抛荒，推动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坚持向国家争取资金、项目，实施洞庭湖治理和骨干水利建设工程。同时，破除农民增收瓶颈，应鼓励农民自主选择发展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经济林果和规模养殖，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升为农服务能力。要从发展农产品加工、营销入手，培养农村加工、营销人才，突出对龙头企业创办基地、实施技术改造、提质创牌的扶持，推动湖南农业产业链建设走上良性循环轨道。这些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认可。

那几年，全省农民增收进入爬坡阶段，上下都在为农民增收寻找新的门路。湘潭市在发展粮猪产业，做强生猪繁育、规模养殖、饲料兽药生产、生猪加工出口等产业链上，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来势。省委分管副书记戚和平、副省长杨泰波抓住这一势头，在湘潭市召开全省生猪产业化现场会，推介湘潭做法。

永州果秀公司，是任过企业会计的阳国秀创办起来的。她注重研究欧美市场消费需求，与湖南农大、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采用欧盟、美国标准，生产果蔬罐头，一举打开出口市场。常德金健米业、洞庭水殖、株洲唐人神、长沙新五丰、祁东黄花菜、郴州临武鸭、洞口辣妹子、南县克明面业、湘阴藠头出口等农产品加工企业，一时做得风生水起。按省领导要求，省农办在培育、申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品牌建设与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上，改进了服务工作。

省委省政府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服务，开始归口到省发改委。我们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为由，主动找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及分管省领导汇报，在他们的支持下，争取将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办公室放在省农办，拓宽了农办工作抓手。

综合服务是农办工作职能。我们注重综合反映农口部门的问题和困难，就加强农林水等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开展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问题，向国家、省里作了多次反映、呼吁。

在省农办的几年，我是幸运的。分管省领导开明务实，农办历任班子打下了好的工作基础，农办内部聚集了一批热爱“三农”、擅长谋势、敢于直言的同事。省直农口厅局长，多为经验丰富、处事沉着的资深领导。市州农办，有不少善于参谋、协调有方的骨干。我从这些同志身上，学习、汲取了许多滋养。

新农村建设示范，浙江起步较早。他们从2003年起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共投入400多亿元，示范村面貌明显改观，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04年，省农办结合学习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推介的浙江经验，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向省委省政府建议，按照“农民富、村庄美、村风好”的设计，重点抓了141个省级全面小康示范村建设。示范村建设突出产业开发、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省农办与省建设厅联手，下达村庄规划要求，设计印发了示范村建房图纸。引导农民按规划建房，节约耕地，减少重复拆建。

2006年初，党中央基于我国总体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判断，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确定“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项任务，提出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贯彻举措，省农办按照省委要求起草实施意见，拉开了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序幕。

在新农村建设之初，市县都有一些疑虑。担心上面只是动员性、方向性部署，国家和省里拿不出大的资金投入农村。当时，部分市县财政困难，乡村债务包袱沉重，农口基层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事业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重，后期管理维护不易，有的乡镇农民增收难度大，负担较重，上访较多，基层维稳压力较大。

一些长期与“三农”打交道的行家里手，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过程，宜抓点带面，率先选择办好一批示范村，创造可推经验，然后逐步扩大扶持范围，惠及更多农民群众。

恰好这年4月，省委安排我到常德市任市委书记，要求我带好班子，抓好发展和稳定，争取新农村建设在全省率先探索成功经验。

常德是湖南的农业大市，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发展多年在省内走在前列。常德干部处事大气、视野开阔、善于总结，组织动员能力很强。

谋划常德新农村建设，我先后听取了市委分管副书记刘本之，副市长徐万发，农办主任石成林、副主任贺丽君等同志意见，并下到鼎城、澧县、安乡、石门、桃源等县区调研，了解基层情况和要求。之后，与市长陈君文、常务副市长陈文浩等班子成员商量，将市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从上年的5800万增加到8500万，明确了抓连片示范的年度安排及主要任务，通过开会作出决策。

这一年，算人努力，天帮忙，起步比较顺。全市开展了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的十大“惠农行动”，启动了鼎城灌溪、桃源马鬃岭等9大示范片和118个示范村的村庄整治和“三清三改”，出台了加强村庄规划、农村饮水安全和农村公路建设三个文件，重点抓了产业增收、村庄规划、环境整治、安全饮水、乡村公路建设等工作。全市新农村建设完成投资5亿多元，建设农村通村公路2170公里，解决农村饮水困难10.8万人，实现全市农民人均增加纯收入350元。省政府在常德召开新农村建设座谈会，推介了常德抓点带面的做法。

开展农村工作，高手在民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原深圳警备区副司令员李元成，退役前后回到桃源县刘炎村老家，先后筹资300多万元，与村组干部一起发动农民种植柑橘、修建道路学校、创建村庄文明。他带头参加公益劳动，为桃源新农村建设开风气之先。一些村组干部四处奔走，各显神通，争取在外经商做事的乡贤支持，多方筹资，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进度。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在汉寿县召开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时，临澧县同心村支书王承宗的脱稿发言，把新农村建设讲的生动鲜活，受到春贤书记的表扬，使在场同志为之一振。

湖区劳作是很辛苦的。农民春夏插田防汛，秋冬挑土筑堤，一年下来，很少有停歇的时候。三峡工程蓄水发电后，汛期长江来的洪水减少,湖区防大汛的压力减轻，基层干部能够腾出更多时间，组织新农村建设。

在常德工作期间，我接触过的县区乡镇和农口干部，不少思维敏捷，很会择善而从，接纳不同意见。有的同志睿智幽默，在不经意间化解了职场风险。一些善意助人的场景，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2011年，我从省委组织部转岗到省政协不久，省农办同事钟正红与省茶业协会会长曹文成来办公室找我，向我介绍湖南茶叶产业发展情况，希望省政协牵头做一次专题调研。

省政协明确由经科委主任吴金明牵头，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部门领导，赴省内外开展调研，形成了“打造千亿茶叶产业，建设湖南茶业强省”的调研报告。报告提出抓住消费转型升级机遇，抓紧制定湖南千亿茶叶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扶持产茶大县；引导中小企业整合，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整合打造一批公共品牌；实施科技兴茶战略，加强技术研发创新；拓展茶叶产业链等建议。省委分管副书记梅克保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请省农业厅牵头专题研究报告建议，提出湖南“千亿茶叶产业发展规划”和系列措施。

经过徐明华、张硕辅两任副省长的推动，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茶叶产业提质升级的意见”，制定了湖南千亿茶叶产业发展规划，并在岳阳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会后，省直农业、发改、扶贫、财政、供销等部门积极行动，整合资金加大了对千亿茶叶产业发展的投入。

茶叶市场走好，有一个大的背景。2003年非典疫情后，回良玉副总理在西安召开的部分省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大的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通过遭遇非典，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使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珍惜健康，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注重环境卫生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为优化调整农业生产力布局，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供了机遇。此后，绿色健康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逐步升温。

在我省茶叶产业发展上，益阳市委书记蒋作斌、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以及安化、保靖等多个县市负责同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化黑茶在明清、民国时期一度兴盛，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边销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享有盛誉，后来遭遇起伏。蒋作斌到任后倾注精力，从拓展基地，培育市场，扶持龙头企业入手，擦亮了这一传统品牌。湘西保靖出产的黄金茶，品质优良，香气浓郁，回味甘醇，被业界誉为中国绿茶中的上品。叶红专带领州县同志抓住脱贫攻坚突出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主攻扩面培管，推动科技兴茶，将黄金茶面积发展到近50万亩，全州茶园总量突破70万亩，成为继椪柑、猕猴桃、烤烟后，湘西农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时来天地皆同力”。我省实施千亿茶叶产业发展规划，走的是一条党政推动，市场运作的路子，注重调动基地茶农、加工企业、营销实体、科研院所和茶业协会的积极性。一批企业家，马不停蹄地兴办基地、改进加工技术设备，运作电子商务及茶文化，推动业态创新跨越。省茶业协会曹文成、周重旺两任会长，满怀激情地为茶企、茶农服务，连续多年举办营销推介活动，发挥了社会组织助推发展的纽带作用。省农科院茶研所所长包小村、湖南农大刘仲华院士等一批专家，多年坚持在基层做技术研发推广，被茶农、茶企誉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财神”。吉首市隘口村村支书向天顺，从镇政府辞职回到老家隘口村，克服困难带领村民开发黄金茶，全村茶园从100多亩发展到1.9万多亩，实现收入9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种茶收入达到2万多元，刷新了湘西农村产业致富的记录。古丈县牛角山村支书龙献文，因组织村民种茶致富，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茶叶在湖南顺风起势，形成了长沙湘丰、石门银针、古丈毛尖、沅陵竭滩、桂东玲珑茶、茶陵红茶、新化红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等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据省茶业协会统计,湖南全省茶叶面积、茶产量、茶叶综合产值从2013年173.2万亩、14.60万吨，450亿元增加到2021年338万亩、32.28万吨、1012亿元，基本实现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千亿茶叶产业发展目标。

回望结缘“三农”走过的路，我深感从事“三农”工作，应学习发扬老一辈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注重在乡村住宿，结交乡村干部和农民朋友，虚心听取基层意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避免出招脱离实际，遭受波折。农村大的产业布局，往往是靠政策扶持启动，靠顺应市场规律拓展。农业农村发展一直在解决问题中前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农村变革的不竭动力。这些年,乡村巨变凝聚着乡村干部的心血，尽管社会对他们评价不一，但我对他们的坚守和付出，怀着深深敬意。农民的教育水平、谋生技能以及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逐步在长进。正是农民的辛勤劳作，支撑了国家的转型发展。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村作为国家生态屏障和乡愁承载，党和政府应持续加大投入，帮助农民拓宽增收渠道，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同时为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提供接纳承载条件，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成果，惠及农村千家万户，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