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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作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
什么是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贫困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挥之不去、难以摆脱的苦难，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伤痕。国际上对贫困的认识是发展的，由单一的收入概念，发展到人权、政治参与、教育、健康等概念。贫困的定义是一个从狭义向广义不断扩展的过程。早期的贫困定义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新近的贫困定义则把个人能力、社会公平、文化教育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习近平同志从精神方面拓展了贫困的内涵，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精神生活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的一个概念，主要的活动领域是人们的大脑，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规范意识、主观感受等思维活动与心理状态。物质生活的富裕是指获得性的因素丰富，如财富、金钱、资本、资产，享受到的服务等；精神生活的富裕则是指人们在精神活动后获得的满足感，如价值观、道德感得到社会认同后的幸福感。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是指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富裕应该同步；二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内容本身要丰富起来，如人生观、世界观与主文流化是符合的，价值观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道德观是得到全社会推崇的；三是不同阶层之间、不同个体之间对某些重大问题（如共同富裕、收入差距、贫富分化）存在共识。
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对精神生活追求同步，这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直接相关，一方面，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载体。当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加关注生存方面的需要，精力主要花费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方面，对精神的需求依然存在，只是这种需求被抑制了。所以，面临生活所迫时，人们对国家大事、世界形势无心关注，高雅艺术无钱欣赏，无法享受体现精神生活的许多活动。通常物质生活的富足，给人们带来生理上的满足，并为精神上的满足带来生理的基础。在生活需求基本满足、生活无忧的状态下，诸多基于生存需要的物质欲望会降低，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所言，人的需求是递进的。
另一方面，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可以同时存在。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会存在高级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活动。如在中国革命的初期，为了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革命先辈在险恶的环境中，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建立了新中国。这种精神的富足超越了物质的匮乏。正是有了对社会发展科学、理性的认识，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得千百万革命者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他们坚韧不拔地进行革命活动。今天，我们在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依然不能够忽视精神的力量与作用。精神的力量让人民在精神上富裕起来，能够正确对待贫富差距，理性认识缩小这种差距的路径，提升自身的政治觉悟、道德水平、法治水平，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为缩小贫富差距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离不开精神富裕。
精神富裕要克服贫困亚文化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我国的贫困形式主要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指在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低于社会认定的某种水平的状况。这些低收入群体中，相当多的人在精神生活中是有追求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社会进步，遵守社会规范，拥有良好道德；但也有相当部分低收者的精神生活并不健康。
美国学者刘易斯在1966年研究美国穷人时，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指出“贫困文化”是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亚文化，也是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刘易斯观察到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倾向于永恒，如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或机会。他的研究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
不少学者在扶贫过程中发现，我国农村的贫困者身上，也存在这种贫困亚文化的表现：如一些人在人生观上存在宿命论，对命运深信不疑，认为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在持续的贫困和生存压力下产生了与世无争、消极被动、自轻自贱和悲观绝望的心态，当扶贫者劝导他们要努力奋斗，他们会说出奋斗没有用的各种理由；他们不爱学习，有的人连九年制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有限的文化知识导致视野狭隘，不了解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世界，只想安全缩在自己的小屋中，不敢承担任何微小的风险；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安土重迁，环境再险恶，认为是祖先生存的地方，不愿意搬迁到自然环境好的地方去；在生活观上不思进取，目光短视，只看到眼前的事物，看不到长远的事物，不敢接受新的事物，不愿意接触、学习新的知识与事物，害怕接触新的环境，甚至怕外出打工；办事没有计划性，也没有时间观念，甚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朝有酒今朝醉”。有的贫困者好逸恶劳，希望扶贫者将他们的生活全部兜底，而自己不用努力、奋斗、付出。有时候他们也会与富裕群体对比，但只比收入与结果，不提努力与投入。低收入者这种贫瘠的精神世界，即使拥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在精神上依然是贫困者。经济贫困只是一时，精神贫瘠才更为致命的，它使贫困者在心理上很难理解外部的改变，更不要提抓住发展的机会。而这样的文化一旦形成，又会生成自我延续的机制，即便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世界的贫困》是法国学者布迪厄研究贫困人群的实录。作者在书中指出，贫困者的窘迫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贫困者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笔者在课题调查中也发现，底层贫困群体之所以不断地在贫困中挣扎，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知识少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打破这种状态，一是从下一代抓起，这就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用找到好的工作来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二是通过自我认识的矫正，对自己个性的矫正，摆脱头脑中的“贫困”来适应社会。这就要通过文化知识的补充，通过自我反思，提高自信心，提高认识能力，学会理性认识世界，克服认知偏差。在精神上丰富自身，获得更多的现代性意识。坚决摒弃一切“等靠要”等消极思想，依靠勤劳走向共同富裕。
精神富裕要正确看待先富群体
中央提出要缩小贫富差距后，网络上出现不少对富裕阶层调侃、嘲讽，甚至喊打杀的声音，以此来表达对富人的不满。某些人在致富的道路上，采取了越轨型的手段，但少数人的非法致富并不是致富路中的主流，因此不能一叶障目，将所有的富人都视作为富不仁者，甚至发展成仇恨富人群体的心态。
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们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当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还有许多的不理解、疑惑。但实践证明，这一社会政策在当时是极为正确的，它打开了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桎梏，将人们为满足基本生存的欲望、需求的能量完全释放了出来。这一股力量也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这一巨大的能量推动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经济财富，使我国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为今天的脱贫攻坚、促进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人习惯在体制内工作与生活，害怕失去稳定的工作，害怕体制外的市场风险。一部分原本在体制边缘、没有稳定工作的人，或者体制内有强烈意愿改变现状的人，率先进入了市场，成为个体工商户，有的做大了成为民营企业家。同时，由于当时的物质产品极其缺乏，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率先从事商品经济的人比较容易成功，赚取到了“第一桶金”。
在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大部分人是勇敢的，不但有冒险精神，而且能吃苦耐劳、遵纪守法。这些人的成功，既有改革开放政策提供的机会，也有个人素质能力的原因。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通过创业，创造和扩大了就业岗位，为其他人提供了共同富裕的机会。
作为富裕者，对自己获取的财富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够认为这全是靠自己的能力，对自己能力自视过高，甚至忘乎所以。正是国家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大环境与社会机会，正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具体的帮助措施，才使个体、民营等非公经济得以发展。而且，政府在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与危机的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负外部性，如矿产资源的开发带来的环境危害、企业改制带来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等。先富者的成功有自己的努力，也有国家政策的利好，政府的支持、职工的付出、民众的消费，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甚至部分人承担了代价。因此，先富起来的人要懂得承担自己先富以后在社会中的责任，要在物质财富富裕的情况下，多做一些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多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完善自我的道德追求，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才是富裕者精神上的富足与完善。
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的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在改革开放取得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共同富裕已经进入中央的议事日程，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此时，在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要创造对贫困者与对富裕人群双友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全社会凝聚帮助贫困者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共识。
在美国，贫困者有政府的诸多补助、慈善人士的大力救助，也有职业培训，但是在政治上，贫困者总体是无社会地位、无话语权的，美国学者将贫困者称为“隐形人”。救济方式基本上是以输血为主，使许多贫困者“躺平”了，只享受福利而不愿意工作，他们在精神上依然是贫瘠的。而中国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党和政府极为关心低收入群体，倾全国之力开展脱贫工作。低收入者客观上尽管发言少一些，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与一般人无差别，媒体也频频报道，他们的处境成为全社会关心的大事，我国的低收入者是“显形人”。我国党和政府采取精准扶贫的方针，在扶贫中注重扶志、扶智、扶质、扶制。先在精神上扶贫，让贫困者树立脱贫的志气、勇气，然后帮助他们提高智慧与技能，帮助他们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最后在资金上扶持他们，让他们在物质脱贫的过程中，在精神上也逐步富裕起来。精神脱贫是扶贫中一个更加艰巨的工程，需要坚持对脱贫者持续的教育与引导。只有在精神上脱贫，激发自力更生的意愿，物质上脱贫的成果才能够巩固。
在社会舆论方面，尽管各个利益集团、各个职业群体、各个年龄群体，对共同富裕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主流媒体应该加强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确定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共识，减少各种非理性的、情绪性言论的干扰，例如:
共同富裕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只是群体之间贫富两极的共同富裕，而应多维度地看，还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富裕。物质富裕也不只是收入、财富，还有获得教育机会、医疗资源、就业机会、健康保障、住房福利等。
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它不只涉及贫富两个群体，不仅要依靠国家的政策调节，也要依靠企业家群体的支持，还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及低收入者自身的努力奋斗。
共同富裕不是要消灭差别。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是有历史条件的。政府为防止贫富差距过大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在舆论中有的作出片面的理解，反应过于激烈，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潮有重新泛起的苗头。有人甚至认为对百万以上的收入要税上加税。
共同富裕不是消灭富人。实现共同富裕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穷人，让穷人有机会提升自己，变为中产阶层。而非打倒、消灭富人。共同富裕既不能走平均主义的老路，也不能走劫富济贫的歪路。舆论宣传部门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公众，要使群众相信共同富裕顺利实现需要营造对贫困者和先富者双友好的社会环境。这个友好环境就是一种社会理性的安排，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具有感召力，人民更加具有凝聚力。（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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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9 09: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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