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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系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当中国领导人时隔六年再次踏上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土地的时候，全世界或许都充满了期待。中M两国这些年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最近半个世纪最复杂严峻的状态。说是冰点也不为过，至少从两国各个领域的实际行动来看，“脱钩、断链、卡脖子”，舆论战不断，摩擦风险骤然升高，结在越系越紧，冰冻已经三尺，不知从何入手去破解。那么这次旧J山会晤是不是一次“破冰之旅”呢？或许是的。当两国领导人在一起握手寒暄、谈笑风生的时候，我们这些旁观者不由得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中M关系真的这么糟糕吗？过去五年，两国之间真的在激烈的打贸易战吗？过去三年，两国之间真的是在脱钩、断链、卡脖子吗？过去一年，两国之间真的那边在打气球这边在抓J谍吗？不得不说，远道而来的ZG领导人带着诚意，笑脸相迎的美国领导人也充满了热情，中M蜜月期的余温好像还在，过去的“good old times”也值得回味。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的问自己：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吗？驱动两国关系演变的底层逻辑改变了吗？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中美由蜜月合作转变为对抗对立的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命运，人们往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悲怆语境来叙事——这蕴含着一种深深的历史宿命论。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有两个，一个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个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前者描述的是大国政治“好斗”的冲动，旧时的没落帝国与崛起的新兴大国之间必须决一雌雄，以重构新的国际秩序。后者则认为，不同的文明圈之间，因为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中美之间既是大国政治博弈，又处于不同的文明圈，几乎完美的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标准。回头来看，六年多以来中美之间的摩擦的确也符合这两大理论。中国越来越无法坐视美国的单极霸权，希望维护一个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主张各国可有自己的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美国当然不愿放弃主导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如果说特朗普时代是通过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与中国对抗，今天的拜登团队则全力通过联盟和依靠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来压制对方。从文明的差异和底层的价值观分歧来看，这里面也有着深刻的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中国来说，几千年形成的农耕文明，是一种封闭自足、集体秩序至上的和平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殖民和侵略扩张。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融入世界，国力逐渐变得强大，影响力也日益剧增，但是一个矛盾也日益显现：一个突然变得强大的、从原生农业文明通过外生力量过渡到工业社会的国家，如何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秩序。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中国希望与美国成为朋友和伙伴”。东方文明的潜层意识里，对于世界治理是一种天下大同的和谐秩序理念，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对美国来说，你要想在现在既有的国际秩序里行事，就必须遵从西方的价值理念，除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外，还有对政治体制、人权保护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如果哪个国家不遵守，就会遭到制裁和排挤。中国显然不适应这样的单极的甚至是带有霸权色彩的规则，因此想建立自己的秩序。但是，作为二战后积累了近百年才建立的当前国际秩序，无论是政治秩序、经贸秩序，还是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都是一个无比庞大复杂的全球公共品和基础设施，要想替代谈何容易。中国最近几年无论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投入，还是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国际治理体系重构，以及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努力，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距离可以与既有国际秩序相抗衡还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北约版图大幅扩张，美国领导力前所未有，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纵横捭阖，从与日韩之间的戴维营峰会，到与澳大利亚间的奥库斯协议，再到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升级，与印度的全面技术合作。事实上，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地缘围困。与此同时，由于疫情的“孤岛效应”，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程度几乎到了顶点，各个层面的交流近乎停滞中断。一组数据很说明这种严酷的形势，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年份，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能到580万人次，每周直飞航班达到近400架。而现在即使疫情已经放开，航班次数每周还不到30架，人员往来还不到过去的零头。美国到中国的人次，更是惨不忍睹。中国高层之间的对话交流，尤其是军方的接触和交流，更是跌到了冰点。对处于激烈竞争地位的两个大国来说，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交流沟通机制，在竞争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误判，导致原本有序的竞争处于失控状态，很可能导致重大灾难的发生。站在美国的角度，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也希望能与中国在一定的规则和边界内公开透明的较量。毕竟中美是两个数一数二的大国，如果不能在确定的规则内有限的竞争，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美苏冷战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古巴核弹危机，就是一个巨大的教训。然而历史绝非简单的拷贝，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美苏冷战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是中美近半个世纪在各个层面的合作，早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民间经济往来和利益联系，几乎真的到了命运共同体的程度。且不说多年来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在文化、教育、旅游等其它方面的联系也到了无法分开的程度。移民美国的华人已经达到550万人，中国的留学生占到了所有在美留学生的五分之一，中国高净值人群和精英阶层，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改革开放四十五年，美国元素已经遍布中国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也日益深远。中美两棵大树已经盘根错节，要想彻底脱钩绝非易事，像美苏那样的激烈的冷战对抗，既缺乏客观基础，又没有主观意愿。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才促成了今天中美在如此激烈的矛盾和对立之下，还能在旧金山进行“亲密”的元首会晤。双方在各方面虽然没有在根本性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罕见的恢复了在军事等领域的日常沟通，并为增加往来航班，加强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在气候危机、战争、债务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重申了合作的立场和意向。大国竞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公开的失控的“暗斗”。从这个意义上，旧金山会晤的确是一场破冰之旅。当然，冰需要“破”而不是“融”，意味着中美关系还在温度寒冷的冬天，回到春天的路还很漫长。但是让我们庆幸的是，两个国家都在为回归正常而努力。毕竟除了竞争和对抗，摆在两个大国面前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在这些共同问题面前，中美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就像过去十几年两国携手共同面对和度过了恐怖主义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大流行危机等一样。今天，我们相信，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战争问题，科技问题等，同样会让两个大国放下隔阂，携手合作。中美也会创造有利于全人类文明福祉的新型大国关系，最终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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