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走出通缩——一部反教条主义斗争史

取消金本位制，改变政府不作为的自由主义信条，挣脱布雷顿森林体系，摆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制，不再固守货币供给规则，放弃利率底线，毫无节制的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等等这一系列举措，都是过去一百年西方诸国“走出通缩”的重要教训和经验。这个过程也表明，世界各国走出通缩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

如果不全面深入的研究1929年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最严重、最持久的通缩史，就很难对通缩的发生机理及反通缩的政策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事实证明，最近十几年，从次贷危机到疫情危机，能够迅速走出通缩实现复苏的国家，都是能够从大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国家。比如美国，美联储的官员几乎都是研究大萧条的学者，以伯南克为代表。

然而，对大萧条的研究至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它发生的太突然。就在大萧条发生的前一年，当时最红的经济学家埃文.费雪在多次悲观预测被打脸后宣称，美国经济将永远保持繁荣，美国股市也将永远不会崩溃。又是熟悉的“这一次不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柯立芝繁荣的狂欢，乐观情绪蔓延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前周期性危机不一样的新纪元、新时代。

而当它发生以后，又没人相信它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那时，西方人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迷之自信”，认为通缩即价格的普遍下跌会通过降低成本自发将供需调整到一个新的水平，企业的产品也会因为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的下降重新变得有利可图，市场会自我修复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也难怪，因为那时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仅有制度自信，还有理论自信，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如日中天，福利经济学定理已经通过数学严格的证明了市场万能论。事后证明对市场的迷信也是一种“乌托邦”。

正因为有强大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当时的胡佛政府保持了惊人的战略定力，他们坚信“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会带领美国走出通缩，重现繁荣。当然，胡佛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反通缩措施，但基本上是被动的，扬汤止沸型的，对根本上不利于反通缩的制度没有进行重大的调整，比如在银根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依然死守着金本位制。

这样的死板的教条主义令美国经济陷入了万劫不复。随着通缩的进一步加剧，银行危机随之发生，数千家银行倒闭，无数家银行因为挤兑而休假暂停营业，恐慌随之在全社会蔓延。银行的崩溃导致企业成片破产，失业率一度飙升到了30%。当时熟悉的画面是，在曾经繁华的纽约，满街都是无所事事等着领取救济面包的人。到了冬天，饿死人、冻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空前绝望，持续严重的通缩已经让市场经济陷入崩溃。

一个原先充满活力、通过自由市场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的“灯塔”国家何以发生如此可怕的危机？发生危机后为何又迟迟不能恢复？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的理论教条，诞生了宏观经济学，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了借鉴社会主义做法的罗斯福新政，奠定了以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底色和基调。伯南克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圣杯。他声称美国能走出次贷危机和疫情危机，大萧条的思想遗产居功至伟。我们都知道，伯南克穷其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在研究大萧条。

解释大萧条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当前令人信服的观点还是伯南克认同的货币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而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制度根源，则是当时美国政府当时犯的“教条主义”错误，那就是不合时宜的守着金本位制和市场万能论不放。对于这一点，伯南克直接明确的说：“经历通货紧缩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坚持国际金本位制”（《伯南克论大萧条》，第8页）。

当然，市场经济国家普遍信奉金本位制也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一是二十世纪20年代的经济和金融动荡，主要面对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二是1970-1913年西方国家经历了最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阶段，被普遍认为是金本位制的成果。这些都让市场经济国家对金本位制有无比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然而物极必反，过度的自信和坚持就成了教条主义。当形势发生变化，经济不再持续增长，当大通胀、大繁荣变成大通缩的时候，还在刻舟求剑式的坚持金本位制，那就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了。

事实证明，在通缩的环境里，金本位制表现出极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加剧了通缩的后果，形成了可怕的紧缩螺旋。因为经济崩溃后，随着企业破产、银行倒闭，银根紧缩，人们加大了对黄金的挤兑和窖藏，同时大量黄金也开始外流，导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处处缺钱，通缩进一步加剧，加重了经济危机造成的灾难。

那么为什么在通缩的环境里，这些号称民主决策的国家还在教条的坚持金本位制？伯南克给出的解释是“主要是受国内外政治因素和当时主流的经济思想及哲学观点的影响”（P19）。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越是最先打破教条主义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越是能较快的走出通缩走向复苏。1931年英镑集团国家（英国及其贸易伙伴）最早放弃了金本位制；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1934年意大利放弃金本位制。法国的战略定力最强，1936年才不得不放弃。现实也表明，意大利和法国也是最迟走出通缩走向复苏的。

走出通缩，不仅仅是与金本位制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还要与更深层次的教条主义理念作斗争——即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坚持的“市场万能，政府无为”论。不过还是形势比人强，当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放弃了政府不干预、市场自发恢复的教条主义理念，学习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经验（当然不会公开表示），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味道的措施。比较著名的是罗斯福新政，对于帮助美国走出通缩的大萧条至关重要。

历史吊诡的是，在半个世纪后，中国最伟大的反教条主义斗士邓先生采取了与罗斯福相似的行动，只不过是在取向上恰好相反，是向当时如日中天的自由市场国家美国学习。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式微，自由市场繁荣，邓先生借鉴的正是市场机制的优势。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一句顶一万句，打破了中国几十年的教条主义，推动中国解放思想，走向了改革开放后的持续繁荣。

历史经验同样证明，日本在1990年房价股价崩溃后，没有及时走出通缩，也与没有及时打破教条快速采取反通缩措施有很大关系，以至于错失了最佳的政策窗口，陷入了30年的通缩陷阱。

可见，走出通缩就是一个与教条主义不断做斗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2020年面对及百年未遇的疫情危机，世界各国都打破了过去的财政和货币规则，为了走出通缩实施前所未有的债务扩张和货币放水。尤其是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更是没有底线的大放水，一遍遍的打破债务上限。同时也灵活的借鉴了罗斯福新政的经验，还有可能积极的向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学习，先后通过了基建、芯片、通胀三大法案，不仅迅速推动美国经济走出通缩，还有力的控制了四十年一遇的通货膨胀，而且还激发了创新活力，涌现出了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

中国经济当前在各种因素叠加的冲击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不足，缩是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在通缩面前保持了较高的战略定力，坚持不搞无序的债务刺激和大水漫灌，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在货币政策方面，坚守汇率不贬值，保持利率适中（实际利率仍然较高），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方面，总体上还在坚守30年前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的赤字率，60%的政府杠杆率。要知道，在十年前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已经不再坚持这个教条。

根据世界反通缩的历史经验，中国要走出可能的通缩，实现更加强劲的复苏，也需要与教条主义作斗争，根据形势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事实上，中国决策层也一直在做这些，不断的对前期的紧缩政策进行纠偏，这在房地产政策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从“三条红线”，到“三支箭”，“三大工程”，就是根据房地产供需形势做出的调整。从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央做出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政策转向，这也是打破教条主义实事求是的表现。

这些政策纠偏很快出现了效果，在股市上表现最为明显。1月份股市大幅下跌后，春节后开始大幅反弹，当前基本上恢复了稳定。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基本走出了“通缩”——二级市场资本品价格已经止跌。其它领域也在改善和发力，央行资产负债表也在快速扩张。要让中国经济全面走出通缩走向复苏，需要更大层面上打破教条主义，不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走主流文明的开放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打破教条主义走出通缩方面，应该会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